爱华网10月8日下午，到火车站送朋友。
候车室拥挤、嘈杂、空气混浊。等候确实是一种痛苦。
耳边不时传来喇叭的喧嚣：“提前上车，不用排队。”不用排队是事实，要交费更是事实。差不多每个大型车站都有这样一个“茶室”，乘客交费后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提前上车。说是“茶室”，一般不提供茶水（或者茶水要另外收费），所提供的是提前上车的“服务”。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公平交易。乘客付出费用，可以免除排队之累、拥挤之苦、赶时间进站之匆忙、抢位置放行李之焦急。 “绿色通道”在一定意义上是适应了部分乘客的需要，——“需求创造供给”。对某些乘客来说，货币的边际效用较低而排队等候的成本太高，选择“绿色通道”是其作为经济人权衡货币效用和等候成本的结果。这种交换不仅具有等价的性质，而且创造了交易剩余。通过交换使某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这似乎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假设候车室本来有三个检票通道，现在将其中一个辟为“绿色通道”，正常检票通道减少为两个。这样，对于排队候车的乘客，检票进站将更加拥挤，由于拥挤带来的劳累和失窃的危险更严重。而且，由于需要为“绿色通道”乘客提前进站让出部分时间，排队候车乘客的等候时间会更长，进站也更加紧张。可见，正常检票通道减少后，排队候车乘客进站成本增加，效用减少了。因此，如果说“绿色通道”乘客的效用增加了的话，其原因在于排队候车乘客效用的减少。社会福利并没有增加，只是效用发生了转移。上述交易的真正得益人是“绿色通道”经营者及其利益相关者。——排队候车乘客效用的减少转化为“绿色通道”乘客效用的增加，最终转化为“绿色通道”经营者及其背后的利益分享者货币收入的增加。
资源通过转移用途而增加的收益或者资源在某一用途中获得的超过其次优用途的收益叫做“租”。正常通道不能另外收取费用，而一旦改变为“绿色通道”就成为新的收入来源。因此，“绿色通道”收入具有“租”的性质。一般来说，“租”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如果资源可以在各个市场或者其各种用途间如空气一样的自由流动，那么，其在各个市场或其各种用途间的收益将趋于均等。正是市场的不完全造成资源在不同市场或者不同用途之间收益的级差，才使“租”和“寻租”的产生成为可能。
有些市场的不完全是人为的，人们制造不完全市场的目的在于实现“租”并使之制度化。这样的不完全市场在既得利益者的维护下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其“租”也具有稳定的特点。人们通过各种手段隔离市场，为资源自由流动制造障碍，制造资源在不同市场或不同用途的级差收入并将其转化为个人或者集团收入的行为就是 “寻租”。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总是与政府行为相联系。当权力分配介入市场，为市场运行创造出各种人为壁垒，从而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垄断特权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行为，用帕累托的话说，它用真实资源去生产利润，但不生产产品。寻租的后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浪费，经济效率的降低和社会分配不公的加剧，寻租的蔓延，还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
由于自然垄断的性质，车站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管制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正常运行，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充分竞争的车站市场——包括通道供给的充分竞争性——会产生秩序和效率。在这里，寻租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管制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扭曲——人们利用制度的漏洞或者采取瞒天过海的方式人为扭曲通道资源的配置，加剧通道资源的稀缺。经营者通过改变检票通道的功能使其成为额外收入的来源，而经营者通过象征性的经营活动使潜在的额外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乘客缴纳的费用最后转化为经营者及背后利益分享者的收入，这种收入作为社会资源的耗费没有增加任何社会福利，因此经营“绿色通道”具有“寻租”的性质。
在对 “寻租”问题的思考中将朋友送上了火车。出得站来，发现此时眼里的火车站就是一个“寻租”的天堂。倒卖车票、制作假证件和假文凭、经营“黑的”等等，种种具有寻租性质的行为云集于此。虽然这些行为由于其非法性经常受到打击，但这些行为的非生产性与“绿色通道”是一致的。而且，这些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权力有关。事实上，如果不是上面有人“罩着”，是没有人能够火车站立足的。
一般认为，寻租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此，抑制寻租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经济管制。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自然垄断等原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可避免，于是，寻租总有其存在的土壤。改革至今，市场体制在逐步完善，国家干预的范围在缩小，程度在降低，但寻租似乎并没有因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也许，寻租的产生和泛滥，不仅与权力对市场的介入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有关。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