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
不久前有幸结识“新法家网站”，为发现了又一片思想的绿洲而无比兴奋。接着就想到让价值中国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中华文明的真精神得到更快、更广的复兴、传扬。
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已见三十多篇，有些篇幅还较长。所论范围广阔，独到见解颇多，论述有理有据，足以发人深思。虽然翟先生同意本人在价值中国网转载他的文章，但考虑到其它条件限制以及效果，本人准备先行摘编：从翟先生思想观点的总体轮廓开始，按“中华文明（总览）”（已发）、“中国古典法家经济学”、“中国古典法家政治学”、“儒法之争”、“中西文明比较”、“当代世界”、“中国改革”的思路顺序编排；再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能加上简评、或提出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加以转载。如果摘编不能完全忠实反映翟先生的总体思想观点，不当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不过读者可按所附网址，查阅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翟玉忠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均平原则（摘编）
被儒家扔进纸篓的《逸周书》。。。才是本来面目的《尚书》——它是中华文明的胚胎，从中我们能发现完整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基因。
《逸周书8226;文传解第二十五》中阐述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原则包括：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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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平原则
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百姓均平原则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抑商实现平均主义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同。儒家平均主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黄帝内经》”《黄帝四经》所谓：应付事物变化的方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百姓均平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手段实现的，目的是防止人与人互相剥削，。。。具体政策包括物价调节、平均赋税、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等等。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实行分户经营成为历代长期追求的目标，因为这样能够使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8226;乘马第五》上论证说：把土地公平折算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
让每个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资源的政策在中国大黄金时代相当成功，事实上早期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将均分田地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东汉之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曾经发生过，但到明清仍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两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他们没有资源动员足够的民力抵御外部入侵——以前有的学者教条化地将一个朝代的灭亡归因于土地兼并，中国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已经使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理论逐步失去了根基。
均地分力不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农业，但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世界资源的思想却永远不会过时。
夏朝史书《夏书》中说：“赋税均平，王室的库藏才会充盈。”（《国语8226;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并公平地承担赋税，我们的先人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核心的完整的数学体系，它的主要架构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则设计的。。。。（《周礼8226;地官司徒第二8226;均人》。）
百姓均平还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特别是农民与工业商利益的平衡，不让工商业阶层垄断国家权力。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必然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会使农民的工业品购买力受损，如果粮价过高，就会损害农业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国家调节粮食价格，使“农末俱利”，。。。
同时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价格扶持政策成为后来中国历代农业政策的基础，这一思想也被美国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农业调整法案》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前农业部长华莱士（Henry A. Wallace，1933-1950在任）曾积极推动常平仓政策的国际化，以便让所有国家的农民都有相等的权力获得基本的农产品和工业品。1942年1月，这位王安石的崇拜者就在《大西洋月刊》上鼓吹自己的“世界常平仓”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将建立一个世界粮食委员会，要将“1930年代美国农业部长华莱世的‘常平仓’计划国际化”，这个委员会将为欠收建立粮食储备，稳定世界农产品价格，其基本目标是使“当其他国家有大量卖不掉的粮食剩余时穷国免除饥饿之灾”。然而，在美国等国家的激烈反对下，这个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计划被永远地搁置了下来！
今天，世界农产品贸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原则进行。。。。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球有40个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全世界有8．54亿人营养不良，每年有560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当读者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的时候，会懂得什么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什么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华丽外衣下的野蛮！什么时候，中国古典经济学才能成为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南呢？
――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中）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百姓均平，反对一个阶层单独主政。进一步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一直强烈的反对“以资为本”，是主张“以人（国，这里的“人”是社会整体）为本”。一方面，《管子》一书的作者强调商人和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商人或资本垄断国家利益，。。。
诚如《六韬·文韬·六守》中所讲的，一方面商人是国家的“三宝”之一，另一方面“臣无富于君”。关于中国“以人为本”的商业社会，《六韬》中论述得过于简单，《管子》一书论述就很详尽了。
《管子》的作者认为，人民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最早谈到“以人为本”的《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强调了国家整体，而不是部分势力强大的必要性：
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原文：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所以，《管子》一方面强调商人是国家的柱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贫富严重分化，“商贾在朝”，资本腐蚀社会，人剥削人，像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导致社会结构失衡。
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论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危险以及节制资本的意义：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管子·权修第三》论资本力量过大对政治权力腐蚀：
“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
蒙文通先生1944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一文中，花了大量笔墨盛赞中国节制资本，百姓均平思想的伟大，认为这一思想解决了罗伯特·赖克指出的那种资本过于强大导致的西方社会顽疾，足以为我中华文明之骄傲。
“《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音“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犹企及——笔者〔原作者翟玉忠〕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一若中国民族独不解阶级斗争之事，而孰知此即晃错、董子之消患于无形耶？欧美今日所不能解决者，中国于二千年前已处之有其方。是安得以我自然科学之后于人，而谓我历史亦后于人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