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讯网：2008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经济还将高速增长。
刘伟：第二个判断是，明年开始有新一轮重大结构调整。其实1992—2002年这10年，中国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的成长、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本身的重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等，这些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结构调整。没有2002年以前这么深刻的结构变化，实际上就不会有2003年以后的经济持续10.5%以上高速增长。为什么说2008年除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同时，将会进入新一轮更加艰巨深刻的结构调整呢？因为200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增长路径有三个变化。一个变化是：越来越要求增长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单纯地靠要素投入来扩大。当年，日本、韩国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有一个“赶超”任务，在一定时期不可能全面赶超，一定是有重点地赶超。它们一般制定战略产业政策，这个分两类：一类叫产业结构政策，还有一类叫产业组织政策。实际上是支持一些企业做大做强，迅速到国际舞台竞争。这样企业间接融资为主，依赖于银行，银行怎么用信贷要符合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如果银行不听，那么在韩国叫做“劝说制”，在日本叫做“恳谈制”，直到你理解了政府的意图，去按照政府的政策发放信贷。如果还不行，政府就派人去监督。这样就形成一个怪圈：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要素不是劳动，而是资本。企业依赖于银行掌握的资本，银行听命于政府，企业要获得银行资本，就去游说政府，要求列入产业政策扶持的范围，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很简单—— 行贿，这样大的问题就出现了，最稀缺的资源资本现在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在分配，不是依据哪个企业有效、哪个企业竞争力强、哪个还款力强，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分配。经过一段时间，问题积压愈久，再怎么行贿也拿不到贷款，这样就陷入危机。和讯网：这种情况跟1992—2002年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刘伟：中国金融资源安排不仅是资本信贷量的问题，还包括准入的问题，还包括直接融资允不允许，以及资源上市指标分配等。那么中国会不会陷入日、韩这样的危机？关键是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迅速越深入，意味着从行政控制领域转入市场分配领域越大，意味着竞争性越强，效率相对越高。市场化深入和要素效率提高关系极为密切。这是根本的深入，为什么我们提倡加速改革开放？没有这个体制的变化，就没有中国发展方式的变化，发展方式的变化根本在于要素效率提高。中国在这一点有更大的希望，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日本、韩国不一样，他们是发展模式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目标赶超。我们叫做双重转轨，既有经济结构调整，还有方式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个转换越有成效，竞争越深入，意味着效率提升越高，也就意味着我们持续高速增长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基础越牢固。如果我们要素效率不进一步提高，不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讲几个很简单的数据，我们消耗的石油占世界8%，消耗电力占世界10%以上，铝占世界20%多，铜也接近20%，水泥50%，钢材30%以上，铁矿砂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中国对世界市场依赖度从1993年5%到2003年是50%。到2030年我们GDP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新兴工业的水平。如果效率不提高，发展方式不改变，在资源消耗上，电力、石油、铜材、铝材、钢材、水泥、铁矿砂的消耗量同比例放大10倍，不仅说中国资源支持不了中国的高速增长，全球的资源都支持不了！所以中国不通过发展方式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个方面，实现增长10倍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2008年以后以效率为导向，贯彻科学发展观，在这个指引下产业结构将有更深刻的变化，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多是朝着科学的发展和提高效率，应当是这样的过程。2008年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查，支持经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