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多数派 宗庆后一个人的呐喊与沉默的大多数



 我力挺宗庆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写了《娃哈哈营销革命》这本书的缘故,主要还是由于我国品牌在外资并购的过程中遭遇雪藏,激发了我支持宗庆后的决心,因为不想让曾经活跃一时的国内知名洗涤用品品牌活力28、白猫、熊猫、天津加酶等,如今大多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奥妙、碧浪等国外品牌的悲剧重演。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也可能有人认为我哗众取宠,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因为国人喜欢猜疑的原因才导致了宗庆后一个人在宽广无边的狂野中呐喊,从而让更多的人沉默。

  谈到宗庆后的呐喊,我们不得不从2007年开始谈起,起因是宗庆后与达能的合约纠纷,最终演化为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双方仲裁、休战、诉讼、调解等真刀真枪打了一年,还没有缓解的迹象。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同的纷争,是一个商标归属的争论,而实际上是庞大利益归属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家与跨国企业在华利益的重新分割,尽管纠缠不清的利益表露出的是紊乱的价值,但是中国企业家勇敢站出来,并且很坦言地对跨国企业集团说“NO”,这是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警示,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应尽的义务。

  在这里,我想起了向文波,始于2003年徐工科技收购案至今未果,由于向文波在他的博客中炮轰徐工并购,特别是自2006年6月8日起,向文波在博客上表示愿意全盘接受凯雷方案,并加价30%也就是26亿元人民币收购徐工(后来提高到4亿美元)。正是这篇博客文章引发了一场空前争论,相关各方对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旁观者则众说纷纭。在随后十多天里,向文波在另外9篇博客中论证,三一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因为制造业是国家的战略发展产业,而战略发展产业主导权是国家主权。

  在这里,我同样想起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华为并购3COM、一家中国公司收购硬盘商希捷,……这些并购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迫使终止了中国企业的并购。同样的并购,为什么美国总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多次否决了外资并购威胁到美国安全的企业。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称,“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经济战略和经济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从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意图有三:一是利用中国低廉的生产要素和优惠的政策条件,降低成本,追求高额利润;二是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占领、控制国际市场;三是培育中国市场,最终占领、控制中国市场。如果说第一个意图还只是短期的,因为中国的要素成本不可能永远低廉,那么第二、三个意图显然是长期的,因为市场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外资的逐利行为本无可厚非,但站在我国的立场,我们不能无视外国势力蚕食和鲸吞我国战略性产业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研究发现,从1993年以来,外资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到2004年已接近3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25%。如表1-1所示:

表1-1 外资工业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统计口径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目的就是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而导致寡头垄断市场。从产业市场控制层面就不难看出,根据我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表明,截止到1995年底,在517个小类行业中,外资在中国大陆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就有133个行业。在133个行业中,外资在中国大陆市场占有率介于30%—40%的行业有50个,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有啤酒制造业、微型汽车制造业、摩托车制造业、棉针织品业、洗衣机制造业、起重设备制造业、电容器制造业、日用化学品制造业等;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介于40%—50%的行业有26个,如服装制造业、空调制造业、半导体器件制造业、电真空器制造业、摩托车整车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等;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介于50%—60%的行业有30个,主要有钟表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方便主食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交换设备制造业、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制造业等;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大于60%的有27个行业,代表性行业有碳酸饮料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收音机与录音机制造业、复印机制造业、通讯终端设备制造业、照相机及器材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小轿车制造业、集装箱制造业等。

  从1995到2004年的十年间,外资控制中国大陆市场的这种局势不仅没有得到扭转,而且还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2004年,我国工业39个分行业中,已经有9个行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4个行业过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两个行业的外资在大陆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了70%(详见表1-2)。对这些外资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产业,对此,国内的专家就极力呼吁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因为这些产业很可能转化为外资主导的二元市场结构,从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表1-2  2004年外资在各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研究发现,造成外资企业垄断中国21个行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某些地方政府为了盲目引进外资,从而加大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为了引进和留住外资,不仅不纳税,甚至还享有很多想象的权力,比如家乐福,由家乐福组织的促销闹剧瞬间演变成人间悲剧,山城的这次绝非孤立。早在2005年2月1日,成都家乐福双桥店在所谓的开业促销活动中因为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而导致促销现场混乱。在数千人抢夺特价商品的“肉搏大战”中,有5人在践踏中不同程度受伤。此番家乐福促销悲剧异地重演,实则是以血的教训榨出了企业促销罔顾社会责任的惯性顽疾。发生在重庆家乐福的踩踏事件,导致已造成3人死亡,医院收治31人(其中7人重伤)的严重后果,重庆政府为了留住家乐福,只是草草处理,如果是中国超市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很难想象这个超市还能开下去,但是家乐福可以,由于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这就给外资企业对中国法律置若罔闻提供了温床,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多次强调:“有一些地方政府大力引进外资,造成了外资企业垄断某些区域,比如家乐福,高额的费用造成大量供货商不仅拿不到钱,反而还欠家乐福的境地。”不管是向文波、郎咸平,还是李德水,他们倡导的就是对中国企业应有的保护,这才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保障。

  确实,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目前的现象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出现沉默大多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品牌争夺大战,这注定要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尽管谁赢谁输的结果尚未水落石出,但毫无疑问的是,娃哈哈的品牌形象将由此而被蒙上一层阴影,而宗庆后本人,也再一次被推到了是是非非的漩涡中。

  近十年来,娃哈哈一直以强势企业、龙头老大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宗庆后本人的强势与个性在业界也是大名鼎鼎。当然,宗庆后自有其骄傲的资本:坚持自主品牌,坚持不放权,打造固若金汤的“联销体”,每每后发而先至的市场业绩。所有这一切,都让宗庆后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强势”,虽然业界对他的管理风格、接班人问题多有非议,但丝毫无损于他头顶的光环。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20世纪90年代的娃哈哈,尽管娃哈哈是中国饮料市场一条凶猛的鲶鱼,不过,外资如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市场,竞争无疑就显得更加激烈,这让宗庆后油然而生地生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事实上,对于快速扩张的娃哈哈来说,如果能引进资金,对那些陈旧设备更新换代,那么无疑是一条快速理想的扩大娃哈哈企业规模的捷径。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急于找合作伙伴的娃哈哈,与正在中国饮料市场四处寻找机会的达能一拍即合。对于急于战略扩张的达能,在1996年先后完成对武汉东西湖啤酒、深圳益力食品公司(益力矿泉水生产商)的收购。与如日中天的娃哈哈的合资,更让达能喜出望外。此时,尽管达能进入中国已经9年,但是真正引进达能资金的企业并不多,娃哈哈只是引进资金的第四家中国公司。

  了解了达能和娃哈哈的合作背景,我们再来看看达能,达能的总部在法国,成立于1966年,最初是一家玻璃制品公司,名为“BSN”。达能从成立之初,并购就成为其战略和经营的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短短几十年时间,通过并购战略,达能才成为了欧洲饮料巨头之一。对于达能于娃哈哈的合作,还是经过经百富勤直接投资部经办人徐新(现为今日资本集团总裁)的介绍,几经洽谈合资意向后,最终决定在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和达能、香港百富勤公司宣布合资成立五家公司即:杭州娃哈哈百立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合同合作的期限是50年。此次娃哈哈合计引进外资4500万美元。娃哈哈的合作方式是将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与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以现有厂房、设备、土地出资,香港百富勤与达能以现金出资组建五家合资公司,在正式签订合资公司合同时,改为百富勤与达能在新加坡组建的金加投资公司投入,形成娃哈哈占49%,金加公司占51%的合资公司。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由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1996年百富勤改派霍建华为董事。

  后来的发展说明了娃哈哈引资4500万美元为娃哈哈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引资两年后,即1998年,娃哈哈在资产规模、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利税等指标上一直位居中国饮料行业首位。2003年,娃哈哈公司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2006年,娃哈哈公司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利润超20亿,总资产88.7亿元,成为世界第6大、中国第一大食品司。与此同时,2006年,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总资产也达56亿元,利润10.4亿元。2006年底,杭州娃哈哈集团又传捷报:1-7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利税19亿元、利润12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8%、34%和34%。在全国饮料行业十强企业中,该公司饮料产量、销售收入、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分别占51%,56%,75%。

  分析了达能和娃哈哈的合作历程,我们不难理解,对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取得最大化的利润。当然,对于当前倍受争议的达能入资娃哈哈,达能除了资金外,达能到底给娃哈哈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了?部分学者称,中国需要用市场去换技术,事实上,市场换技术的观念是失败了的,从1992年开始,国家明确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允许外商进入中国市场,但要带来先进技术。在16年后的今天,中国引进外资是否真的换来了技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公布受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委托所做的研究报告显示,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难以换来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而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努力研发,自主创新。回顾娃哈哈的成长历程,娃哈哈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达能与娃哈哈这场关于并购和反并购的纷争,也更让中国人再一次领教了资本的本性。

  对此,宗庆后算了一笔账:“10年来,达能给娃哈哈共投资了1.7亿美元,连买设备建厂房的钱都不够,至今缺口尚达16.04亿元人民币,全靠娃哈哈的资金在周转。其实,在与达能合作中,合作并不是人们想像得那么样完美,经常也有摩擦,当时我们有两条瓶装水生产线,我要增加7条线,他们说最多加两条,我没有听他,自己就买了,当时一条线投资也要七八百万美元,结果一投放市场,当年就成功了,效益一下子上去,他就没话说了。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要推非常可乐,他们也不同意,我还是做了,最后还是成功了。而这10年来达能已获分红3.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39亿元,此外合资公司的资产还增值了51%。10年来的合作证明,达能公司来中国,扮演的是一个财富瓜分者的角色,而非一个善意的合作者和财富的共同创造者。我们陷入了它精心布置的圈套。”宗庆后介绍说,“中国饮料业十强,达能并购五家实质构成了外资垄断。西方一些观念和我们不太一样,他是对中国市场不太了解,达能在中国投资的时间比我们创业的时间还早,一直没做起来,直到和我们合作才做起来。我跟外企十年的合作,我总的感觉对我们帮助不大,他的优势主要是水啊、奶啊、饼干产品,对饮料也不是很熟悉。另外国外企业有个毛病,他有核心技术也不会给你,所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失败的。”

  从1996年到2007年,达能进入娃哈哈十年,究竟给娃哈哈带来了什么?是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市场经验还是现代化的销售渠道?娃哈哈产品及市场的本土化似乎没有达能技术的因素,娃哈哈经销商集体支持宗庆后的声明,更在说明娃哈哈的销售渠道靠的是中国人,没达能什么事。自己创造的品牌自己却无权使用,而达能在获得分红3.8亿美元后,却要君临天下,强行低价实现对娃哈哈整体“绝对控制”!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来帮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而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面对国际化企业的中国并购,在2007年“两会”上,有关外资并购的问题受到了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发出“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的表态后,全国工商联的提案也指出,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政府对外资并购要有底线。目前对外资并购的争议一方面反映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旗号下对既往引资模式的反思,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了外资并购对中国产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至少是潜在的威胁。据称,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基本要求是三个“必须”: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而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在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外资却加快了向我国关键和主要产业的高端领域进入和扩张的步伐。在一些地方,外资控股我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一路高歌猛进,使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我们在关注哈娃娃与达能并购与反并购的争吵时,纵观达能在中国20年的发展战略,是符合这个三个“必须”的,正如宗庆后所说:“达能扮演的是一个财富瓜分者的角色,而非一个善意的合作者和财富的共同创造者。”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外资的列车在带领我们飞速发展的时候,它的“终点站”究竟哪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控制权。

  “外资并购:99%中国品牌被贱卖!”不管99%是否有夸大的嫌疑,但都是应该引起警惕的信号。品牌也是资产,这是国际公认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是不允许的。然而,我国的现实是不仅流失了国有资产,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精心培育的市场和品牌都送人了,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民族品牌都没有,所谓强国恐怕只有梦想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我们对外资开放的28个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占领!而且日本一家刊物称,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对此,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7年的两会期间说,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会逐步消失,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一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那样,我们将会出现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只会将商品生产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部分,比如组装环节,最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最易造成污染环境的环节放在中国。而公司利润和新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将会被跨国公司所拿走。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凯雷投资集团在2008年07月23日共同宣布双方于2005年10月签署的入股徐工的相关协议有效期已过,双方决定不再就此项投资进行合作,社会广泛关注的徐工并购案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向文波在接受媒体时强调:“假如徐工并购案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并不是本人的功劳,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殊历史时刻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角色,徐工并购被否是全民,同时包括徐工人共同讨论和反思以及党和政府英明决策的结果,非一人之力所能为!”在这里,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娃哈哈事件还在继续恶化,需要提醒中国企业家的是:千万不要把国际资本当作白求恩,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致富事业”,而是为了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压榨中国的供货商、污染中国的环境、消耗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的劳工。研究发现,恶意并购、转移污染、非法避税,是跨国公司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三大顽疾。不可否认,跨国公司不仅仅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而且一些跨国公司甚至还将污染严重、耗费资源多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2006年10月,某报在关于《跨国公司在华污染调查》中,一份“污染企业黑名单”牵出33家知名外企,这些外企,多家母公司位列“世界500强”,包括松下、百事可乐、雀巢、3M等。在被暴光后,这些企业都用“巧合”、“疏忽”和“意外”进行了解释,但上述解释并不被环保人士接受。他们认为,这只能说明那些公司的环保管理体制出了问题。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很快具有“中国特色”,执行低于母公司的环保标准,由此使得这些公司本身拥有的环保制度可靠性降低。

  对此,某市环保局一位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一方面是跨国企业没能遵守全球一致的环境承诺;另外,中国环境执法力度很弱。还有,世界的产业也存在着污染的梯度转移——在产业结构转移的过程中,将那些污染重、环境影响恶劣的生产环节,转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因为迫切需要经济增长,往往也接受。”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在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处于亏损状态。而且长久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中一直存在着“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这与正常的商业逻辑相悖。这一“谜局”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一名反避税官员判断,2/3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是为避税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近几年来,仅外商投资企业的非法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就在300亿元人民币以上。

  研究发现,外资能够迅速垄断中国几十个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许多企业家却视国际资本如“救世主”,一旦自己被它们所看中,就什么条件都肯答应,什么原则都可放弃。等到发热的头脑开始清醒时,才发现为时已晚。对于国际资本,只有认识到其逐利的本质,中国企业家才可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可以不卑不亢,才能够在签订合同时撕开温情的面纱,据理力争,在合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企业家自己的利益。当然,我们也绝对不要轻视对方的智慧,玩小心眼,耍小聪明。如果真的想斗法,结果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娃哈哈引进达能,除了公司发展方面的考虑外,好像还和宗庆后谋求个人权益的合法化有关,也许正是这种难与人言的考虑才导致合同“陷阱”的存在。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11年后他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娃哈哈事件仍未结束。对于众多合资企业来说,如果能够从这一事件当中获取有益的教训,那么,就算是娃哈哈垮掉了,对社会而言也是具有价值的;否则,娃哈哈的今天就是一些合资企业的明天。

  值得可喜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还是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而战,我们的中国已经不是大清朝,我们国力的增强,应该得到外资企业的尊重,确实,我想起了宗庆后的那句话“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八国联军时代,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确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宗庆后,因为他们的呐喊声震撼着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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