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继深圳特区产生轰动效应后，一个全国人民陌生而依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地区突然一下子名闻全国，并逐步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绩，那就是温州，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子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的魄力是在于当时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国家投资少得可怜，人均耕地不足，交通又不方便，没有铁路没有飞机场，又不是地理位置中心，附近没有大城市的经济幅射，然而现在它的经济实力是全国各地城市平均值的三倍。
（一）
温州模式
1、温州模式诞生前的背景
从解放之后的28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缓慢。当时群众对历史和现在概括为“四线”：即50年代是“前线”（温州临近台湾，地处前线），60年代是“火线”（文革中两派武斗，炮火连天），70年代是“短线”（粉碎“四人帮”后因洋跃进而缩短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改革开放前温州面对的实际情况是：
⑴人均耕地少。温州当时市区的人口密度接近于上海，人均只有耕地不足0.4亩。
⑵国家投资少。1950年～1978年，国家对温州总投资5.6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
⑶1976年，全市工农业产值仅11.98亿元。
⑷集体经济薄弱，大的国有企业少。
⑸交通很不方便，没有铁路，没有航空。
⑹无大城市作为依托，远离杭州、上海，一面临海，三面隔江。
2、温州模式的成就
温州在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突破了落后地区在没有外力推动不能快速发展的先例，实现了经济的讯速发展，世人把温州的奇迹称为“温州模式”。1999年温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达732亿元，如果考虑到150万在外人口经商的产值，那温州的产值将更高。现在以改革后十年内的变化来说明温州模式所取得的成就，1988年同1978年相比：
温州市的社会总产值由21.89亿元上升到142.72亿元，十年翻了2.6番，年递增率为20.62%；
国民生产总值由13.21亿元上升到76.10亿元，十年翻了2.4番，年递增率为19.14%。
⑴解决了百万劳动大军的就业问题，为温州社会安定打下基础。
通过兴办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发展个体商业和服务业，安排劳务输出等多条途径，十年来共安排了120万人的劳动就业。城乡大批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温州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⑵调整了产业结构，改变了80%的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
1978年，温州农村劳动力80%被捆在人均0.54亩的耕地上，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力只占20%。到1988年，全市农村劳动力为275.6万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达120万人，占农村劳力的43%。
⑶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沿海平原地区人民比较富裕，户均收入5000元至10000元的占80%左右。
⑷农民出资建镇。
共建设了117个建制镇，总投资17亿元，其中80%是农民出资。
⑸改善了投资环境，加快了外经外贸工作的步伐。
先后建成瓯江、飞云站等4座大桥，建成龙湾2个万吨级码头，引进开通16000门程控电话，开通温州至香港定期客货班轮，建成龙湾出口工业区，动工建设盘石和杨府山港工程。1990年机场开航。全市外贸商品收购额6.05亿元，比1987年增长42%。
3、温州模式的特征
温州模式的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特点是家庭经营，供销员大军，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等。其具体的特征描述如下：
⑴温州农村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
1983年统计，家庭工业的产值3.27亿元。全年经济收入5.46亿元。至1985年，温州的个体工商户达到13万户，家庭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市的60%以上。
⑵温州农村的商品生产是以经营小商品为主的
温州农村经营搞的大多是小生意。如宜山生产的是1元钱左右1件再生腈纶衣裤；桥头生产和经销的是几厘钱到几分钱1颗的小纽扣；萃塍、塘下生产的是二角几分钱1只的塑料编织袋；金乡生产的是几厘钱到几分钱1张的小塑片、几分钱到一角几分钱的一个小徽章；柳市生产的是几元钱到十几元钱一只的五金电器零配件。
“小生意”的特点是：
①作用大。由于温州农村千家万户投入到商品生产的洪流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宜山区再生腈纶等4个商品一年产值1.43亿元，为该区农业总产值的7倍。柳市区1983年五金电器等产值达1.42亿元，成了乐清市乡镇企业的“大头”。桥头的纽扣市场1983年的销售总额高达7000多万元，相当于永嘉县全年商品销售总额，被香港一家报纸称为“世界东方的第一大钮扣市场”。
②适合农村实际。生产小商品，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不需要添置很多的设备，原材料许多是修旧利废，拾遗补缺，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农村生产小商品大大简化了流通环节，减少了商品“旅行”费用；农村生产销售的小商品一个特点是价廉物美。如永嘉桥头的纽扣，最便宜的是两厘一颗，最贵的是两分七厘一颗。而两分七厘的纽扣在国营商店是0.10—0.15元一颗。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纽扣市场能吸引全国各地顾主的原因。
⑶温州有一支走南闯北的供销员大军。
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为推销产品，联系业务，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这支供销大军是十万人左右。温州供销员的大军，不仅在于人多，而且还具有游离于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特点。他们有时并不附属于某一个厂，他们以挂靠的形式先挂在某一个单位，而后联系的业务，可以随便到那一个工厂采购，这样子使温州家庭工厂变成了只管生产的一个角色，供销员有权到那一个家庭工厂采购产品，所以他们的权力很大，一是开拓市场和业务渠道；二是决定了家庭工厂的兴衰。总而言之，他们对温州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宜山区的一万名供销员，1983年采购旧棉100多万斤，腈纶边角料2200万斤，推销再生棉布300万匹，再生腈纶衣裤1.5亿件，还推销编织袋7000多万米，在发展生产中起到决定兴衰的作用。
⑷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为主的众多市场网络体系。十大专业市场是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灵溪药材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瑞安塘下汽摩配件市场、鹿城服装市场、平阳水头皮革市场、萧江塑编市场等10大专业市场。
温州的生产要素市场有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
⑸挂户经营也是一大特征。
温州的个体工商业大多采取挂户经营的方式。家庭经营有70%都是挂靠经营的。苍南县金乡镇上的五个村都设立了“总厂”式的挂户组织，1985年为全镇3000多户家庭工厂推销产品3750万元。瑞安县金乡镇金后村有家庭工业224家，合伙企业43家，都是挂在村办的“金后村塑料制品厂”上。
温州的供销员大多挂靠在乡镇工业公司上。
挂户经营是群众的创造，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千家万户的个体经营如何纳入集体管理的轨道，也为我们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联合的优越性提供了某些经验。
⑹依靠千家万户动脑筋开动致富门路。
温州农村出现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出现一批年收入超万元的专业户，年产值超百万元的专业村，年产值超千万元的的乡，年产值超亿元的区。温州农村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大烟囱，但家家户户是车间，一个村庄、一个集镇就是个大工厂，各种产品、各道工序，环环扣紧，配套成龙；各种能人，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谓生机勃勃。若有问，这是哪个领导在指挥的？我们的回答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温州模式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特点是股份合作制，要素市场，中心城镇化建设。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很多农民开始以资金和土地、技术、信息、劳动力作为共同纽带联合起来，创造出了合伙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后来企业大多数为股份合作企业。1986年～1993年，温州股份合作企业从1万家发展到4万家，工业总产值从13.6亿元发展到192.8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7.85%上升到56.2%。
为保证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温州形成了资金市场。1992年，温州民资殷实、城乡居民存款达55亿元，银行存款贷顺差达47亿元，居民手持现金和有价证券20亿元，不断累积的民间资金成为温州建设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与此同时，温州建立了区际劳动力交流中心，建立了劳务市场。
温州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温州城乡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城镇集聚，使一部分经济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开始向中心城镇发展，产值超10亿元，税收超30万元的温州30强镇随之诞生。
温州模式的第三阶段（1992年初至今）的特点是：企业出现了集团化，建立全国性市场网络，中心城市化建设。
从1992年～1999年，温州企业集团从28家发展到190家，从而展示出温州企业制度创新已跨上了高层次。
正泰、德力西、天正、报喜鸟、奥康、红蜻蜒等为代表的集团纷纷在全国大中城市设立配售中心和专卖连锁店，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超过10万家，仅乐清市就超过6万家。温州企业第一次脱离本地专业市场和供销员来开拓市场，转而依靠全国星罗棋布的全国专卖店和办事处来销售产品。总而言之，市场网络是温州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标志之一。
温州大胆引入城市建设市场化机制，8年时间筹集社会资金600多亿元，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温州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公、铁、港、航立体型交通网以及数字通信网、供电网、供水排水网、教卫体精神文明网等6大网络，城市现代化综合功能雏型显现，温州开始具备中国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
温州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温州当时在交通不便、人均耕地少、无大城市作为依托的情况下，能大规模通过发展家庭工业促使经济讯速发展。
4、温州模式的成因
（1）温州有割不断的经商创业历史
温州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我国东南海疆的历史古城，温州人历来被誉为心灵手巧，富于创新，擅长工艺、善于经商。北宋以来温州就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产业灿若群星。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已成为商业发达的中国东南名镇，被朝庭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当时，温州的农产品如柑桔、蚕桑、茶叶、桐油、木材等都很丰富，陶瓷、造船、造纸、雕刻、漆品、刺绣、制伞、皮鞋、绫、绢、绸等手工业产品名闻全国。温州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温州知州杨蟠于有诗描写温州的繁荣是：“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将温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称的杭州来比拟，有过“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生笙歌彻晓闻”的繁荣景象。
温州的现代工业发轫于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下，纺织、化工、食品、轻工等工厂在温州陆续出现。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创办全国第一家炼乳厂——百好乳品厂。1929年和1930年，擒雕牌炼乳先后获得了中华国货一等奖和西湖国际博览会特等奖。1939年，吴百亨还在温州西山古窖址上开办了西山瓷器厂，后又创办了温州蛋粉厂、百好酿造厂、中国罐头厂、西山造纸厂等企业。在这段时间，温州的皮革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据1932年下半年统计，市区共有制革厂和皮箱店、皮件店60家，资本38.4万元，产品销往闽、台、沪等省市，继而扩展到“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和港澳地区，并同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1919年郑采臣在市区蝉街创办中一席厂，草席生产讯速兴起，至1927年的9年间，江聚顺、泉安等35家席厂相继开办，产品多至700—800万条。在农村，出现了一批草席乡、草席村。纸伞为温州市最主要的手工业小商品之一，曾获1926年美国费城赛会一等金质奖。1935年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玉环6县纸伞工厂和商店就有107家，年经营额77.9万元。为了与外商洋货进行竞争，温州的民族资本家还积极创办新式的商场、公司。如1926年出现了许云章、博瓯等大商场，1934年开办了温州中国国货公司。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港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赣、闽、湘、川等省商旅云集，使温州的商业贸易盛极一时。
综上所述，温州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的悠久历史，形成了温州人经商的习惯和经商的意识，温州人均只有0.46亩耕地，许多农民被逼出外谋生，养成了经商的本领，加上精巧的手工技巧，因而使温州的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这为解放后温州家庭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放出来的政策效应
“文化大革命”后期，温州地区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机制被打乱，国营企业停工停产，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这为家庭工商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温州的家庭工商业和个体商贩又悄悄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在温州市区，全民企业办集体企业、有关区域办大集体企业，大集体办小集体，促进了城乡集体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城镇懂技术、善管理的人员，纷纷下乡找关系，帮助农村办工业。1977年，全市农村社办工业产值达4004万元，比1971年提高81.28%；街办企业总产值达3054万元，比1971年的1443万元增长一倍多。市区商业繁荣，店前有摊，摊前有篮，1997年个体商贩发展到4700人。然而，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左”的思想还未得到清理，有的人仍然认为温州的个体小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把商品生产看成资本主义，把办厂经商看成不务正业，把家庭工商业看成歪门邪道，把长途贩运看成投机倒把。一时间，兴师动众地围剿小商贩，取缔家庭工商业，把它们当作“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建筑队”批判打击，使温州重新陷入经济拮据的状态。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政策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尤其是不利于家庭工商业的发展。所以温州人尽管有聪明的智慧和逼出来的干劲，但由于政策不允许，温州始终没能发展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步纠正了对家庭经营和商品生产的错误认识，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积极兴办农村家庭工商业，于是温州的商品生产讯速发展起来了。
（3）逼出来的现实选择
为什么政策同样在其他地方设施，很多地方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呢？因此除了政策外，那就是温州人被逼上梁山的结果，为何如此说？因为温州地区人均耕地少，所以只靠耕地养不活，与其坐而待毙沦为乞丐或过着穷苦的日子，不如拚死一战，他们曾经或学手艺或学经商走南闯北，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强的风险意识，所以一碰到有如此好的政策，他们与原有手工艺和经商的人一起会成一股创业大军，冒死一战倾其所有家资办起了家庭工厂，这就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或为所死或当好汉，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成功了。
（4）从适合自己的小工业和小商品入手
这种适合自己的工业主要有“拾遗补缺”二个方面：一是拾遗。收旧利废，发展再生行业——再生布、再生塑料、再生胶、再生毛……等等。从城市、农村、工厂、家庭的破旧废料，并把垃圾变废为宝，重新清洗、分类、粉碎、加工、制作、如编织袋、塑料袋、塑料鞋、再生布等等；二是补缺。拾大工业，大企业，大工厂不能生产、不好生产、不愿生产的小五金、小电器、小配件、小钮扣……等，利用它们生产的边角料、小块料、零星料、次品料等，进行再加工，以补大工业、大企业、大工厂产品之缺。如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永嘉的阀门、瑞安塘下的汽配等属于此类。这种拾遗补缺的生产形成了温州的一大景观：“前店后厂，上厂下店”，外地来温参观的同志反映说：“电灯雪雪亮，机器隆隆响，婆媳调班到天亮，好象国营加工厂”。
温州这种家庭工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形态向成熟形态发展，具有五大特点：
①设备简单。原料大多利用大工厂的边角料、废旧料，不同国营工厂争原料，变废为宝；
②小商品为主。品种繁多，有钮扣、徽章、塑料、编织、标牌、塑革、拉链、服装等；
③专业化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协作，如再生纺织，分为拣原料（分颜色、质地）、开花、纺纱、编织、缝纫拷边等，被称为“小规模、大协作”即以家庭的小规模经营，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
④产品周期短，产品变换讯速。如宜山区产品的发展，就是从再生土布、再生腈纶衫、儿童拼衫发展到地毯、服装。
⑤以销定产。从各地收集市场信息，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资金产品周转快，效益好。
从最简单的东西搞起，适合在当时大家资金不是很多时的特点。
（5）很好地解决了创办家庭工业起步时的资金积累
解决家庭工业起步资金的方法有：
①温州民间互助会是解决资金来源的一条途径。民间互助会的特点是长时期的每隔一定时间让大家出小钱而使你能一下了拿到一笔大家所集中的钱。也可以说是有一人根据需要而先拿一笔钱，然后长期每隔一定时间出小钱，这个互助会还可以根据你用钱的急迫需要性，通过投标的形式使你先拿到钱，这样子他们就能解决办工业的资金需要；
②改革开放前一部分人走南闯北经商，弹棉，买货和从事手工艺赚来了一笔钱，这一部分钱也是办家庭工业的资金来源之一；
③文革后期天下大乱，市场商品严重供应不足时，通过发展家庭工商业，摆摊赚来的；
④通过银元换来的。改革初期，乐清黄华、里隆、和巷南、平阳海滨、及洞头百岛，与台湾、香港等地走私异常活跃，人们用银元跟港台人或洋人换手表、电器等“高档商品”。然后再把这些商品销售到全国各地，因而赚来了一笔钱；
⑤第五条途径是借款和贷款，创办企业或跑供销等经营者向亲戚朋友借款和银行贷款来的。
⑥侨汇收入。1983年和1984年两年温州市侨汇收入达1268万美元。
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发展，靠土特产品所带来的收入。
⑧靠信誉赊账进原料或其他物品的办法来发展生产。
⑨先跑供销定好销路，打进国营企业，吃了销路的定心丸，这样子也有利于向社会集聚资金或股份集资的办法来发展生产。
⑩家庭各种成员大家合资凑起来的；小生产大协作，每人各自承担一个环节，减少创业资金；发展家庭工厂以房子当厂房，有的店连屋，通过这些减少基建投入等节省资金的办法来发展生产。
（6）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温州人是中国的以色列人分不开的
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同特点是会赚钱。
当人们看到小小的温州竟有160多万人走南闯北跑遍全国、飘洋过海闯世界时，人们无不惊讶，无不赞叹：“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犹太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他们以非凡的经商天赋垄断着世界财富。据说美国的亿万富翁中有20%是犹太人。
温州人与犹太人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流动性。
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移民性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很难找到一个民族象犹太人那样，虽然有5000多年的历史，却有2000多年遭受迫害和屠戮，长期逃亡异乡，流离失所。无论是古埃及时代，还是希腊化时期；无论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还是二战期间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犹太人一直是被排斥和在捕杀的对象中，尤其是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更使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犹太人的遭遇迫使他们赚钱，只有赚钱才能生存。他们的迁移是逃难性的。
而温州人的迁移，形成上百万的出外赚钱是带有被迫性的，人多地少，只得出外谋生，或者他们出去是想赚更多的钱。
我认为，赚钱一靠运气，二靠聪明。温州人交通不便，人多地少，信息不灵，又无大城市作为依托，而且资源也不能算是丰富，温州人的赚钱完全是靠本事。也就是说温州人是聪慧的人。
从周易学说推出世界人口智力的分布原理可判定说温州人是聪明的：
一是气候适宜；二是生在水边；三是相当一部分人经常远离家乡在外到处跑业务或经商；所以说温州人是聪明的。
为什么生在水边的人易聪明呢？以前有一篇报道，人的智力进化与吃鱼有关。也就是说多吃海鲜会使人聪明，而温州正是生在海边，鱼的资源丰富，吃鱼也是与家常便饭差不多。
（7）逼的结果是温州人抢先于其他地区的人与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挂上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温州有数十万的供销大军，只要中国有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地方，他们都会想方设法钻进去，而这钻进去的背后就有很多是靠钱，同时少数肯定是女人、金钱双管齐下，而他们一旦与国营企业的内部有关人员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关系，其他地区的人就很难再有缝可钻，原则上说此乃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份，因为这种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的交易，不是象市场上买东西那样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等其他地区觉醒的时侯，想通过大规模发展家庭工业走温州的老路子显然已是来不及了也是行不通了。温州经济发展有两个要素先于广大地区，家庭工业先于广大地区，还有一个是供销员跑供销抢先于广大地区以灵活的政策与国营、大集体企业挂钩。
（8）温州模式与温州干部的“无为之治”分不开
所谓的“无为之治”是：按照温州政府的理解是对群众发展家庭工商业在当时政策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不干涉群众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做法。我认为这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主要是群众想就业，但政府却无能为力。以前金乡镇委的领导遇到待业青年就业难的棘手问题。原镇委领导曾被待业青年团团围住，闹得不可开交，连吃饭的饭碗也被待业青年夺了下来。另一位镇委领导新上任第一天，就遇到待业青年出海报，到镇委请愿，把县机关食堂的饭都吃掉的事情。所以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家庭工商业时，领导没有加以任意的干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
温州经济在全国的比重
根据钱兴中市长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的数字，温州晚报编辑部将温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12个主要数字，与全国的统计数字作了一个比较，发现比例最高的为1.183%，最低的也达0.3%。据1998年统计数字，全国共有地、市、盟、州332个，还有4个中央直辖市，10多个副省级城市，27个省（区）和几十个部的大批直属企业，以及军工企业。如分为地市一块、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一块、省（区）和部直属企业以及军工企业一块，每块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话，那么一个地级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为0.1%。温州主要经济指标至少也是这个平均比重的3倍，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那就更为可观，可见温州经济在全国所占的份额是不少的，远远超过了一个地级市的比重。
现将1998年有关数据列表如下，以飨读者。
作者：余荣星 固定电话：0757—26135316 QQ号：382163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