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型背景下的经济关系变动和意识形态斗争
一
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关系——集中和最终体现为经济关系——的价值建构。作为特定阶级经济利益的反映形式或实现手段，意识形态是一个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是经济关系的反映。特定的经济关系构建出相应的意识形态，而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相应利益格局的观念背景，对利益格局或经济关系的构建又具有强化作用。相对于经济关系演变，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相对的滞后性。但滞后和稳定并不拒绝变化和发展。个体欲望的扩张终究会引起技术的进步，引起资源或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不同资源占有者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或下降。当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改变，新的意识形态就随之建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观念进化史，是一部不断扬弃传统意识形态并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待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同态度，将社会分解为后进阶级和先进阶级。
后进阶级可以理解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者。在意识形态变迁中，保持传统更符合这一阶级的利益，因此对变迁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除此之外，后进阶级对意识形态变迁的保守态度还可能源于对自己适应和利用新的意识形态的能力缺乏信心。因此，即使明了技术进步背景下意识形态变迁的必然性，后进阶级也总是试图纠缠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先进阶级是制度变迁中的创新者。由于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占有稀缺而重要性日益提高的资源的先进阶级，其利益在既存制度背景下难以充分实现。在潜在利润的诱导下，先进阶级着手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反映先进阶级意志的利益结构，这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加以推动和维护。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在一个观念的荒漠中产生，作为观念主体的人毕竟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新的意识形态于是表现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一种扬弃。脱胎于传统意识形态母体的新的意识形态既要摆脱传统的纠缠，也需要从中获得某种支持。因此，至少在新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先进阶级很难与传统彻底决裂，而是表现出一种在超越和留恋中挣扎的势态。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型，同时体现为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着稳定的时间结构和封闭的空间结构的有机共同体，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受非经济理性指导，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借助于社会纽带联结。在特定的自然、历史、文化和心理背景下，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并分享某些共同价值观念，形成某种共享的意识形态。尽管存在个体的利益差别，但共享的意识形态能够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有效整合，这是传统社会得以稳定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市场化通常是传统社会解体的核心因素。市场的介入及人们经济理性的觉醒，逐步瓦解共同体的共享价值，并进一步撕裂构建传统社会有机联系的宗教、文化、社会及心理纽带，于是，有机的共同体逐渐解体并形成新的社会格局。伴随市场化的技术进步是传统意识形态裂变及共同体解体的重要推动力量。技术进步背景下，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动使不同资源占有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相对变化，市场塑造出新的成功者和失败者并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分化和对立。当新的利益格局形成后，新的阶级格局也相应建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里，阶级关系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为实现和巩固阶级利益，人们构建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并凭此与其它阶级抗衡。于是，阶级斗争体现为意识形态斗争。
本文通过对詹姆斯.C.斯科特[i]教授在《弱者的武器》中提供的一个案例的解读，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阶级对待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试图从中揭示社会转型背景下经济关系变动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关系。
二
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塞达卡村[ii]还是一个传统的和谐社会。虽然土地占有不均及贫富分化早已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作为一个共同体，富人和穷人之间基于共同利益或相互需要，建立起共享和互助的价值观并进而形成联结共同体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或象征仪式。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富人和穷人对这些行为规范或象征仪式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总的来看，共享和互助的价值观对共同体的建构作用要大于解构作用，因此，传统社会的塞达卡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观念对立。这是塞达卡村传统意识形态的大体状况。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既是塞达卡村经济生态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水稻生产是塞达卡村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技术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因素成为人们生产从而生活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与自然关系中，富人和穷人之间通常会形成某种仪式的联结，比如共同的偶像崇拜和宗教信仰。这种联结构成并强化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当然，村庄的共同体性质更多的是在现实的威胁下得以强化的。比如，面对政府的征召和税收，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会表现为某种共同性，从而产生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致行为。
互助关系和共享价值的构建主要还是通过村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联系实现。
在塞达卡村，1/3的家庭拥有大量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其余出租，自己耕种的部分在农忙季节——耕地、播种、收割、脱粒、运输——也需要其他村民的帮工；1/3的家庭耕种自己的或者租入的土地，农忙季节需要少量帮工或者与其他家庭提供临时互助；1/3家庭耕种少量自己的或租入的土地，收入主要来自农忙时节打零工。所谓富人和穷人，分别指称上述第一类和第三类家庭。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的塞达卡村，由于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富人”和“穷人”仅仅反映人们经济地位的差别，作为阶级的对抗性质还没有体现出来。
基于对村庄共同体性质的认识及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塞达卡村的富人和穷人之间被认为相互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比如，富人自己耕种不了的土地，应该租赁给村中穷人耕种；租金一般应该在收获后收取，并采用谷物地租的形式；如果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佃农按约定缴纳租金有困难，地主应该适量给予减免；穷人在收获前如果面临粮食供给困难，富人有义务预付工资以帮助其渡过难关；每季粮食收割之后，富人有义务给穷人提供粮食馈赠；收割过程中应该残留一些谷穗，使穷人通过拾穗获得一部分粮食；富人还应该不时举办筵席，为穷人提供改善生活的机会。富人和穷人的经济联系表现为一种互惠关系，富人对穷人的帮助和庇护，要求穷人要给予相应的回报。如在农忙季节，穷人应该主动响应富人对临时劳动力的急需，为播种、收割、脱粒、运输提供帮助；穷人在工资条件方面不宜提出过分的要求，更不能趁人之危；一旦事先约定工作内容和时间，不能借故推诿；劳动过程中应该勤奋、诚实、任劳任怨；日常生活中应该对富人表现出恭顺和服从，等等。庇护和恭顺，救济和回报，这就是塞达卡村富人和穷人依据共同意识形态形成的关系格局。
其实，这样的关系格局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经济需要的社会交换。在一个相对封闭从而劳动力流动受阻（当然，劳动力流动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庄共同体性质的要求，表现出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利用共同价值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妥协）的环境中，富人给穷人提供的各种好处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稳定其在劳动力需求峰值期的劳动力供给。通过预付工资、租金减免、谷物馈赠、举办筵席等形式，相当于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订立起某种隐含合同，为富人建立起一个农忙季节劳动力供给的稳定结构。进一步，富人通过上述形式获得的“好名声”，有助于树立社会威望，形成象征价值，满足其控制欲望。当然，这种社会权利或社会控制能够进一步强化其经济权利，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其经济利益。如更有保障的财产安全、更可预期的劳动力供给等等。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成员利益的相互性和合作性，“共享”和“互助”成为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伦理、习俗、仪式，共同构成了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着力于构建村庄的共同利益并极力弥合人们利益差别，于是，传统村庄呈现出稳定而持续的特点。但是，共享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人们观念的绝对一致。对村庄的共同价值及基于共同价值的行为规范，处于不同权力等级并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富人认为是恩惠的地方，穷人可能理解为是他们的权利；在富人理解为赏赐的地方，穷人可能认为是他们应得的报酬。比如，将多余土地租给同村人而不是愿意提供更多租金的外村人，富人认为这是对本村穷人的一种恩惠，而穷人则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本村的土地就应该服务于本村村民的福利。如果富人将土地出租给外村人，不仅是对本村穷人利益的践踏，也是对村庄共同利益的公开挑衅。比如，富人在收割后给穷人的粮食馈赠，富人理解为这是穷人应该表达感激的赏赐，而穷人则认为是一种报酬，是一种穷人为富人提供日常帮助应该得到的报酬。富人通过馈赠等形式奉献财产总是期望穷人以某种形式给予回报，如尊重和顺从。但是，当穷人将富人的财产奉献理解为富人的当然义务和穷人的当然权利时，尽管其在表面上会表现出恭顺，其内心的感激并不存在。可见，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理解，其中蕴涵着阶级之间的观念冲突。但是，由于共享和互助观念的强大力量，至少在“绿色革命”之前，这种对抗仍然处于潜在状态。
三
20世纪7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在水稻产区大修灌溉工程。灌溉的引入，使双季稻种植（“双耕”）成为可能，这是“绿色革命”的开始。在农会（“农业发展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水稻产区引入了生长快、产量高的新型水稻品种，农会还为农户提供免费化肥和低息生产贷款支持。双耕的引入事实上扩大了土地种植面积，其结果是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及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在塞达卡村，缺粮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富裕家庭在扩大生产规模，中等家庭在翻修房屋，而贫穷农户开始清偿累年的欠债。双耕最大的获益者自然是富人。比如，农会提供的免费化肥按照耕地面积发放，土地越多的家庭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农会担保的贷款也是按照种植面积申请和发放，富人由于拥有更多的土地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生产的能力。考虑到这种贷款大部分最终成为“补贴”，其对贫富分化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双耕对穷人也是一个福音。双耕使稻谷产量扩大了将近一倍，对于那些只有少量土地，原来收获只能维持一半生计需要的家庭，双耕带来的耕地面积扩大使其解决生计问题有了保障。对于那些主要依靠打零工谋生的家庭来说，双耕导致的生产规模扩大（尤其是在机械化之前）意味着耕地、播种、收割、脱粒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其工资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工作机会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自工资率由于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提高。双耕之后到联合收割机普及之前的塞达卡村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普遍的产量提高和收入增加使穷人从富人那里更容易得到救济和扶持。富人对穷人的粮食馈赠增加了，富人也更经常更排场地举行筵席。
随着“绿色革命”的深入，水稻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收割机逐步普及后，塞达卡村的和谐被打破了。水稻生产的机械化，作为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通过规模经济而降低成本，降低对活劳动的需求。对于富人来说，机械化是一种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发家致富的途径。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以打零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地和无地农户来说，由于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而导致的工作机会的大幅度减少，机械化成为一场灾难。当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对穷人的生产和生活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引入拖拉机之前，富人通常使用自己的牛耕地，对零工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因而，拖拉机的引入对穷人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相反，正是拖拉机的引入，提高了耕种速度，缩短了耕种时间，才使得双耕成为可能。但是，联合收割机对主要依赖打零工生活的少地和无地农户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少地、无地农户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插秧、收割和脱粒。联合收割机引入后，对收割和脱粒的零工需求大大减少，无地农户的收入因此减少了50%左右。其直接影响还不止这些。在传统人工收割过程中，一般实行计件工资的形式，比如收割一亩稻谷的工钱若干。打工者出于自身效率的考虑，工作中往往会表现出某种懈怠，故意在田里残留一些稻穗。这样贫穷家庭的妇女儿童可以通过拾穗获得部分收入。打工者的这种理性的懈怠是得到传统意识形态支持的。实际上，在封建时代的农业经济活动中，穷人的“拾落穗权”是其生存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器自然不会理会传统，机器效率断送了穷人的“拾落穗权”，于是，赤贫者失去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进一步，在人工收割的情况下，出于提高收割效率的需要，要求采取人工插秧的方式。联合收割机引入后，秧苗是否齐整不再是影响收割和脱粒效率的因素，于是撒播逐步替代了插秧。对地主来说，撒播大大节约了播种成本；对穷人来说，则又失去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将无地农户逼入了困境。
“绿色革命”——双耕和机械化——还改变了土地租佃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穷人的生存环境。“绿色革命”之前，稻作生产对活劳动依赖程度较高。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户来说，雇工经营面临交易成本等诸多问题，于是，家庭经营规模以上的土地大多租佃出去。机械化的引入，为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于是，部分富人收回以前出租的土地自己耕种。其结果，部分原来主要依靠租佃土地生存的家庭失去重要的生计，落入少地和无地的贫穷甚至赤贫者的行列。“绿色革命”之前的地租形式主要是谷物地租，通常在收获以后缴纳，而且具有“活租”的性质。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并影响了产量，租约可以调整，地租可以酌量减少。“活租”作为一种风险分摊的形式，实际上体现着富人对穷人所承担的救济和照顾义务，从而体现了传统背景下共同体的社会联结。“绿色革命”之后，伴随着生产力进步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市场化程度得到提高，货币地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地主往往要求在耕种前缴纳地租，而且不能调整，从而成为“死租”。“死租”意味着富人不再承担对穷人的救济和照顾义务，生产风险完全由处于弱势的佃农承担。“活租”到“死租”的转变，体现着市场化背景下富人的经济理性的觉醒，体现着传统观念的没落并预示着共同体的解体。此前，租约一般采取口头的形式，对佃农的选择经常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如主要在亲戚和同村人中选择；现在，租约需要书面形式而且要经过公证，对佃农的选择也只考虑租金的高低。经济理性的发展、传统观念的没落及共同体的解体还反映在租期变化及其进一步的影响上。“绿色革命”之前，由于“活租”所要求的经常调整，长期租约实际上不具有现实意义，租期一般是2季左右的短期。租约的短期性同可调整性一样，体现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及富人承担救济和照顾穷人的观念。“绿色革命”之后，市场化的冲击和经济理性的觉醒，使村庄的共同体性质逐步淡化，富人的济贫观念也让位于理性的利益计算。长期租约租期通常达10到12季，而且往往要求租金一次交清。处境艰难的穷人于是被迫退出租佃市场，其收入来源进一步减少，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长期租约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其需求的存在。但是，这种需求显然不是来自步履维艰的穷人，而只能来自村落的外部。于是，村庄土地由村民共同使用的观念遭到破坏并被最终摒弃。
“绿色革命”割断了传统社会的内在联结，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和援助的进一步减少使穷人的生计更加艰难。在传统封闭社会里，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广泛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关联，这种关联受到宗教、宗族、伦理、习俗等意识形态形式的支持和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受到很强的非经济动机的引导。比如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和援助就往往受到获得“好名声”及提高社会威望的激励。通过预付工资和谷物馈赠，虽然可以实现建立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利益，但富人更重要的是追求慷慨和仁慈的好名声，以及控制欲和虚荣心的满足。富人不时举办的筵席，作为传统世界的一种社会交换形式，其所具有的仪式价值，如财富炫耀以及社会关系建构等，远远超越可能的经济意义。富人的上述慷慨行为对穷人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比如预付工资对缓解青黄不接时节穷人的困境具有重要作用；粮食馈赠可能成为部分劳动力缺乏家庭重要的食物补充；而富人举办的筵席可能是部分穷人一年中唯一一次可以吃肉的机会。但是，伴随着“绿色革命”的市场化和人们社会经济行为理性化的发展，经济计算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过程中。经济理性对传统价值观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在它的作用之下，慷慨、仁慈的好名声对作为经济人的富人不再具有吸引力，物质利益成为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构建传统社会的有机性的宗教、宗族、伦理、习俗等社会纽带在经济理性的冲击下迅速断裂，理性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有力法则。在理性原则之下，预付工资、粮食馈赠及举办筵席的社会意义荡然无存，其经济价值也微乎其微。比如，抛弃传统的村落共同体观念之后，富人在农忙季节对雇工的临时需求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加以解决，利用粮食馈赠建立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不仅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而且在存在机会主义动机的背景下还意味着更严重的不确定性。至于举办排场的筵席，在其社会联结意义被否定和忽略之后，对于经济人来说，仅仅意味着一种无谓的奢侈和浪费。当富人基于理性原则放弃对穷人的救济和援助义务后，穷人在市场的海洋里陷入更加孤立无助的境地。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场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市场对封闭的共同体生产生活的冲击并将其纳入广泛的发展空间的经济关系变动过程。这一变动，不仅表现为技术进步及生产方式的发展，也表现为不同阶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利益冲突的加剧。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还是一个经济理性解构传统价值观念并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在市场化解构传统经济空间并推动传统经济方式现代转型的同时，经济理性成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力量。经济理性通过溶解构建共同体的社会联结，使共同体从形式和性质上分解，形成了具有新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的阶级结构。经济关系变动中的利益结构调整及新的利益结构的形成，对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
四
塞达卡村经济关系变动和意识形态变迁的背景是以“绿色革命”为标志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进一步改变了人与人的结合方式。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将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富人和穷人置于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并使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不同方向的变化。技术进步加剧了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并最终使他们之间呈现出阶级的分野，为实现和维护不同的经济利益，富人和穷人试图构建不同的意识形态。
“绿色革命”由于其带来的技术发展和效率提高而成为一种进步力量。但是，对于穷人来说，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匮乏,技术进步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其生产和生存环境。在“绿色革命”中，穷人被边缘化了。伴随技术进步的市场化可能成为个体发展的平台，但对于穷人来说，生存而不是发展有着绝对的重要性。市场所带来的可能的发展机会对处于生存困境的穷人不仅毫无意义，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吞噬其财产和生命的深渊。正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穷人的租佃机会减少了，收割、脱粒及拾穗机会丧失了，从富人那里得到的村庄福利也减少甚至消失了。因此，穷人对技术进步和市场化往往采取拒斥的态度。相反，富人是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的获益者。技术进步为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营效率提供了保障，而市场化为其实现个体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市场参与的提高还使富人的行为动机发生转变，经济理性成为其经济社会行为的基本动力和原则。这样，富人同时成为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技术进步和市场化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其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经济社会地位差距的扩大。于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利益格局由差距进一步演变为对立。利益的对立使双方产生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和声张自己利益的需要，通过建立某种行为准则来证明自己的要求的正当性和对方行为的不合理性。意识形态的变迁本身具有渐进的特点，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可能凭空建立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他们都需要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毕竟，观念的论争需要某种共同的伦理基础。意识形态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某种利益，因此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提倡和宣扬某种意识形态必须具有现实意义，即能够增加其经济利益。就塞达卡村的情况来看，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在批判对方行为中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
作为一个弱势阶级，穷人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时只能更多地利用传统。他们所依靠的共享和互助价值观是市场化背景下正在迅速消失的意识形态资产，也是他们唯一可资利用的观念武器。比如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富人应承担对穷人的庇护和救济义务，富人应该慷慨、仁慈，追求好名声；穷人对富人的义务以富人对穷人的义务为前提，等等。针对自己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现实，穷人不是将原因理解为技术进步和市场化这样的外源的自己无法控制和影响的因素，而是将其归结为富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弃和践踏。比如，对于双耕后“活租”和长期租约流行以及机械化后穷人打工机会减少的批评和抱怨，不是针对机器，而是针对富人。在穷人看来，他们之所以陷入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原因在于富人失去了同情心，不愿意履行社区义务；对于富人减少和放弃对穷人的预付工资、食物馈赠以及不再举办筵席，穷人认为这是富人抛弃了伊斯兰教的“兄弟”观念，说明富人已经成为财产的奴隶。依据传统意识形态对富人的要求及富人的现实表现，穷人为富人塑造了傲慢、贪婪、吝啬、冷酷的“反传统”形象。这一否定性的形象通过议论、诽谤、诋毁的形式得以强化，并对富人产生某种压力。这样一种对富人形象具有负面影响的意识形态宣传实际上是对被破坏的规则或规范的一种重申、肯定和提倡，是在否定现实的同时通过回归以往重新塑造新的规范。对富人来说，这样一种形象塑造会对其社会声誉造成某种损失，从而构成一种威胁。而对穷人来说，塑造富人的否定性形象，能够象征性地毁害富人的象征性权利，蚕食其利益基础。
穷人的意识形态宣扬的目的，是希望富人对穷人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是穷人维持自己生存权的一种努力。同时，穷人的意识形态构建还可以看成是一种拯救世界的努力。——当然，他们所要拯救的是一个趋于没落的世界。如果我们承认技术发展和市场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试图通过纠缠于传统观念延缓意识形态变迁从而延缓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穷人就成为一个当然的后进阶级。其实，无论人的主观意志如何，技术进步、市场发展和经济理性的扩张，都是历史的必然。穷人纠缠于传统观念并试图阻止历史进步无异于螳臂当车，充其量是列宁所讽刺的“经济浪漫主义”。
“绿色革命”给富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家致富的好机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富人在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培育了自己的经济理性从而将自身塑造为经济人。为了利用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的机会积累资本，富人剥除了长期以来将他们和穷人绑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为了提高效率，增加收入，富人采取了利用机器、提高租金、延长租期、提高地租、减少施舍等手段，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义务。经济基础的变化允许富人改变租佃制度，经济权利均衡格局的变化允许富人减少其社会义务甚至放弃先前给予穷人的尊重和承认。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历史形成的村庄生活的道德情景和意识形态，并不利于新型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展开。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地方观念和传统习俗仍然具有实质性的压力——不论对富人还是穷人。传统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穷人的世界观对富人行为合法性有一定评价和影响能力。尽管不情愿，但是，传统观念所要求的慷慨、大方、仁慈、怜悯的富人形象和庇护、救济、援助、施舍的富人义务仍然是富人们无法回避的。富人阶级本身也是传统意识形态的产物，其思维方式适于用传统理念解释新的现象。这决定了在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对待传统，富人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扬弃。即否定中的利用和利用中的否定。
“绿色革命”后租佃制度的变化具有绝对的经济合理性。但是，针对穷人的批评和指责，富人的辩护并没有延引经济合理性的法则，——资本主义的语言和辩护逻辑在村庄生活中没有任何道德地位和权威力量，——而是诉诸于传统价值观。传统价值观成为一个盾牌，利用它，富人得以化解穷人的攻击力量。在富人对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辩护中，出于策略，强调必要性而非实用性——这可以有效掩盖富人的逐利意图。比如，针对穷人对“活租”制度的指责，富人的辩护理由是：在以往的“死租”条件下，佃户对生产往往漫不经心，致使产量下降，收割后再要求减租。因此，实行“活租”对富人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穷人的利益受到损失，问题也是穷人自己带来的。富人对穷人已经仁至义尽，是穷人逼迫富人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利益。再比如，针对穷人指责富人采用机械化而断绝其活路，富人绝口不谈机械化在加快速度、减少遗漏、节约成本、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公开宣扬机器的效率实际上意味着公然否认自己对社区穷人利益关照的义务。而是将机械化解释为是对劳动力短缺的一种反应：双耕之后，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远远超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使富人在农忙季节雇用零工时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或者不能及时雇用到劳动力，或者得支付高额的工资。尤其麻烦的是，劳动力供给短缺使雇工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经常利用这种地位敲地主的竹竿。这样一种辩护，回避了穷人对富人贪婪、冷酷及背弃社会义务的指责,还将问题转嫁到了穷人头上。富人也通过塑造穷人的负面形象以削弱穷人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力量。传统观念里的“好穷人”形象是忠诚、恭顺、勤劳、节俭。在富人看来，只有这样的穷人才值得救济和援助。针对穷人对富人的某些指责：不再具有同情心，不再承担社会义务，不再给雇工提供预付工资，不再实施鼓舞馈赠，取消筵席等，富人通过妖魔化穷人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穷人的受穷都是因为懒惰，不愿意工作，这是一种道德堕落。——援助道德堕落者是一种犯罪；大多数穷人实际上是装穷，不值得同情和帮助；穷人还经常欺骗富人，比如，收了预付工资而到收割时节却推诿或者给其他人家干活。因此，穷人的受穷是咎由自取，穷人应该为自己的贫穷负责。通过塑造穷人的否定性形象，富人为自己免除了道德责难，在维护自己财产的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形象。
作为技术进步的推动者和市场化的积极参与者，富人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理性思维也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富人的意识形态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传统的脱离和超越。但是，前资本主义的背景又决定了富人新的意识形态的塑造必须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这表现为一种表面的妥协。于是，这种内在的脱离和表面的妥协表现出一种挣扎的势态。也因此，富人对自己行为的意识形态辩护体现出策略性的特点。在与穷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富人实际上是在被动应战。但是，由于富人基于财产权的优越的经济地位及由此决定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富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能迅速取得主动。
六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带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及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于是，意识形态变迁作为观念背景进入历史的进程。基于不同利益的阶级通过构建不同的意识形态以体现和实现自身利益；同时，不同阶级所塑造的意识形态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这样，经济关系变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之间呈现出相互强化的趋势。
作为经济利益的观念背景，意识形态总是在对立和斗争中发展的。不同阶级都在努力发展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规则及操作策略，在使对方义务最大化的同时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意识形态的变迁具有渐进的特点，任何新的意识形态都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不同阶级分别从传统价值观中获取养分，培植切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成长于传统土壤的意识形态于是都包含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向往。不论什么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在为自己和对方建立行为规范，都自信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设计世界并使世界成为和谐的乌托邦。但是，意识形态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冲突。在塑造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同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提案终究是自身利益的表现或实现形式。于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反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各方都力图从共享价值中谋取更多的资源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都力图为对方利用共享价值实现私利设置某种障碍。所以，共享价值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从而阶级斗争的舞台。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首先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市场化的发展在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将一部分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缓冲经济制度变动的作用。伴随经济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发展中，正是因为有后进阶级的纠缠才有了先进阶级的挣扎。这种纠缠和挣扎的意义在于，在缓解意识形态变化的同时也缓解了经济制度的激烈变动。正是借助于纠缠和挣扎力量的消减，才有了制度的平稳过渡，才有了社会的协调发展。
[i] 詹姆斯.C.斯科特（1936——），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农民政治学、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关系等。目前出版的斯科特教授制作的中文版本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国家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ii] 马来西亚稻谷主产区的一个70多户人家的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