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这样讲述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传导机制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实际货币余额增加,超过了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于是人们把超过意愿持有的货币花出去,这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从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货币供给量减少,实际货币余额减少,低于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于是人们减少对于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这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下降,从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货币供给影响和决定价格水平的这个传导机制被称作现金余额效应。
实际货币余额超过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人们当然要把超过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花出去。问题在于,人们将这些钱花出去就一定去购买商品和劳务吗?今天学界已经形成共识,消费主要地决定于收入水平。如果人们觉得真实收入没有变化的话,为什么不是拿这些钱去购买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而是去购买商品和劳务?一定应该是拿这些钱去购买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才对。表面上看,货币供给量增加引起商品和劳务购买增加,好像是因为实际货币余额超过了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的缘故,但实际却是因为真实收入增长的缘故。所以,我们把货币供给影响和决定价格水平的传导机制叫做现金余额效应是不妥当的。
在我们看来,应该把货币供给影响和决定价格水平的传导机制叫做坎蒂隆效应,而现金余额效应用来指称货币供给影响和决定资产价格的传导机制似乎更为贴切。前者强调的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真实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增加,价格水平上升。核心是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增加,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收入效应。后者强调的是真实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增加打破了人们合意持有的资产组合,于是把超过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拿出去转换成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核心是剔除了收入效应之后的持有资产组合的重新调整。
坎蒂隆早就论述了货币量增加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的这一机制。他提出,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可以由下述原因引起:在该国发现的贵金属矿藏的开发,外国提供的补贴,外国个人和家庭的移居,外国使节和旅游者的驻留,最重要的是经常性的年度贸易顺差。他认为,不论哪一种原因引起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都会使商品的价格上涨。原因是,如果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是由金银矿的开采引起,则金银矿的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将增加,按照一定比例增加开支,于是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最终导致物品价格普遍上涨;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是由对外贸易顺差所引起,则一切从事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商人、业主的收入将增加,并且为外国人提供商品的大批工匠和工人得到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从而最终引起消费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
货币供给影响的不仅仅是产品市场上产品和劳务的价格,还影响着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格。坎蒂隆效应反映的是货币供给在产品市场上的传导机制,现金余额效应反映的是货币供给在资本市场上的传导机制,而货币供给的真实效应则应该是这两种效应的总和。一般来说,货币供给增加,产品市场上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会上升,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也会上升。但是,完全可能出现货币供给增加,产品市场上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不上升甚至下降但是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上升的情况。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货币供给增加,产品市场上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但是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不上升甚至下降。当然,严格来讲,还应该把货币市场考虑进来。凯恩斯就看重货币供给对于货币市场的影响。不过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只需要我们把货币数量论表述得复杂一些就是了。
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由于实质经济占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观察到货币供给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高度一致的正向相关性,甚至是正的线性相关性。今天不一样,今天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高发达,虚拟经济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此货币供给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高度一致的正向相关性可能会模糊起来,更不要谈正的线性相关性了。于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货币数量论“失灵”之事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资本市场是二级流通市场,不是一级发行市场。在发行市场上对于资产的购买,本质上乃是对于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因为卖出资产的人最终会拿了得到的钱去购买物品和劳务,货币的注入归根结底流向了产品市场。银行储蓄账户也一样,人们将超额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又向其他人发放贷款,这些贷款最终变成对于物品和劳务的需求。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承认影响和决定价格水平的传统现金余额效应的话,岂不是和消费理论矛盾了?所以,应该区分坎蒂隆效应和现金余额效应这样两种效应。人们在不停地创造新的理论,但就是不重视各种理论之间的相容性。例如,我们讲什么科斯定理、合成谬误、囚犯难题,但就是没有人思考合成谬误与囚犯难题的传统讲法与科斯定理的精神是否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