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卓著的可持续发展业绩
用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中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去评价上市公司仅有六七年的时间，而诺维信已连续六年获得生物医药板块的世界第一。当我向北京市的陆昊副市长谈起可持续发展时，他与我开玩笑说：“老柳，你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玩笑归玩笑，诺维信走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前列，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排头兵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经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价的跨国公司，他们在诺维信面前都是经济巨人，即使在生物医药板块上，面对生物医药行业的那些巨人，诺维信也只是一个小矮人，但她却拔得了头筹，可见诺维信的不同凡响。说诺维信是这个世界上运行最好的企业之一，一点也不过分。在规模上诺维信无法与那些巨人相比，但就企业运行的健康状况而言，我喜欢说诺维信是世界上运行得最好的企业。正是因为这些，诺维信被冠以“欧洲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成员”、“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主席”的称号。我一直认为，将诺维信介绍给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诺维信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和谐的企业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必须有经营的业绩，没有经营上的业绩，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但是，经营业绩优秀的企业也未必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如何做好经营，是传统管理的事情，这里不再介绍。而要做到企业可持续发展，有一些是诺维信感到骄傲的地方，这值得向大家一说，那便是诺维信的和谐氛围。
互相尊重，从领导开始。在我加入诺和诺德一年之后的一天，全球总裁欧里森及其夫人一行来到中国，晚宴之后，在中国总裁安森州家中的会客室，我和夫人一落座，欧里森和夫人以及安森州夫人三人同时来到我们身边坐下，简单问候之后，总裁介绍他自己说：“这个公司是我太太的祖父创建的，我太太的父亲管理过这个公司，现在轮到我了。希望你能支持我的工作。”做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欧里森的谦虚、坦率和信任使我感到惊讶。两位夫人问我和我夫人：“听说中国的女员工生孩子后就不再工作，是真的吗？”“中国员工喜欢跳槽，是吗？”她们直率坦诚，但她们并不了解中国，而且道听途说了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事情。我做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说明，使他们感到放心。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坦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天津工厂的开工仪式是在1994年9月份的烈日下进行的，毫无遮掩的会场完全置于烈日之下，仪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大家忍受着烈日的煎熬，轮到总裁欧里森讲话，他说：“我完全体会得到烈日下的感受，大家可以找找遮阳的东西，而我已将15分钟的讲话压缩到5分钟。”
诺维信的全球总裁瑞斯格每年有一天会专门在办公室里接听公司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们反映意见的电话。每年年初，他会到世界各地路演，向员工们介绍他在公司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计划，同时与员工们交流，以收集员工们的意见。在中国的天津工厂、北京总部和合资企业苏州宏达都有人向总裁反映，为什么公司对员工不实行期权制度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两个月后，公司采纳了这一意见。这使员工们看到，这里没有对员工意见的敷衍塞责。惟明的办公桌后高悬着“做事先做人”的条幅，条幅这样写，实践也别无两样，惟明的为人令大家感到无可挑剔，在他身上体现着说与做的统一。一次，公司的公司日活动在北京的长城饭店举行，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舞狮子，喇叭一响，锣鼓便敲了起来，专业的舞狮者挥着绣球引领着两头狮子摇摇摆摆登上了舞台，随着舞狮的进行，员工们的情绪也渐入高潮，当员工们鼓掌感谢演员的表演时，演员们卸妆向大家招手，惊得大家目瞪口呆，接着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原来他们竟是中国总裁惟明、财务总监柯名和NZCB的总经理倪岩思，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惟明拿起话筒边喘气边向大家致辞。人们看到了朝气蓬勃的领导、身先士卒的领导、与民同乐的领导。
领导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员工更感领导亲切。领导对员工的尊重是实实在在的，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六十多岁的安森州老先生，每天一上班便会对笑眯眯地对每一位员工致以早安问候，即使是保安人员和清洁工人也是一样，没有高低之分。惟明的热情奔放更是让人感到亲如一家，既没有作秀的虚伪，也没有中国人的不好意思。全球总裁每次来公司，一定要到每一间办公室走走，看望大家，寒暄几句。在这里没有对领导的惧怕，也没有敬而远之，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跨国公司的员工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长期跨国经营的实践决定了跨国公司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法制以及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具有较好的基础。赖森总经理说：“工作时间我很严肃，除此之外，我和大家一样。”领导是榜样，是模范，并没有人要求员工们在这方面应该怎样做，但是大家都做得很好。和谐的、家庭似的气氛就这样形成了，当安森州听明白了天井里的对子“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中文含意后，他说：“诺和诺德就是一个大家庭，就应该这样。”
善待员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有企业里盛行思想工作，用以调节职工之间的不协调，以达到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在物质匮乏的极端平均主义的年代里，这是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唯一手段。我在任车间副主任期间，对职工、特别是年轻的职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我感到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做好了思想工作呢？如果一个职工一肚子气，经你做工作后气上加气，那能叫做好了工作吗？做好工作的标准应该是，经你做工作后，职工的气消了，心情愉快了，一身轻松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然而，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并不多见。要达到这个标准，对思想工作者本身的要求是很高的，起码要与人为善，要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很好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形象。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我有这样的感觉，当职工在心里敬佩你时，你的话对他就有影响力；如果你本人的形象不怎么好，甚至经常干那些叫人恶心的事，那还谈什么影响力。青年人接受能力极强，社会又在快速地发展，如果他提出来的事情你连懂都不懂，那还谈什么做人家的工作。靠地位和权力、靠讲原则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你能指出问题的要害，你能帮助别人分析清楚问题的关键，而又能够提供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处理好周围的各种关系，使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使人高兴而归，那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工作者。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在思想工作的发祥地——国有企业内也在逐渐地消失，只有少数几位典型偶见报端，代之而起的是竞争，是效率，是“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效率提高了，亲情与和谐却没有了。如果说，国有企业尚有解决职工思想问题的机制，尽管已经形同虚设，那么，跨国公司则根本没有这一功能。我们的员工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公司的各项制度也十分明确，总体来说员工之间相处较好，气氛也是融洽和谐，合理的员工流动有效地消除了企业的内应力。但是，只要人群就会有内应力，就会有不和谐。较为突出的是中下层员工中的上下级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会很尖锐。由于我年长，也由于我与大家相处很好，与年轻人没有利害冲突，一些年轻人愿意与我说说心里话，谈谈他们的苦衷。我从心里对“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感到反感，中国原来没有这种做法，这种舶来品我们一学就会，而且遍布于各类企业之中。我见过一个小头目要他的下属滚蛋后不久，他自己也滚蛋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曾向惟名建议过，应该教育我们的年轻经理人员，不仅要业务好，还要懂得如何关爱自己的下属，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以“滚蛋”相威胁。我们应该有人在员工之间进行调解，应该有人听听员工们的心里话。然而，业务工作淹没了一切，问题积累多了，面对的只有去或留的选择。有时，滚蛋的多了，人们难免如惊弓之鸟。
诺维信的员工以知识型为主，就算是在销售部门，我与总监李力做粗略的估算，硕士以上的也占了70%多，至于说研究发展部门，主要骨干力量则是来自国外的高学位获得者，甚至是外籍学者。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员工完全是高学历者，公司对员工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且人尽其才是一个重要原则。合理使用，人尽其才，才是善待员工最重要的方面。实验室需要人做辅助工作，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吸纳了附近纺织厂的下岗工人，随着国家就业政策的调整，我们将他们转为正式员工。优美的工作环境、较好的收入和谐的气氛使他们分外珍惜这份工作，从心里热爱诺维信。在合适的岗位上，我们也采用了残疾人，我们做了“广积善缘”的事情。刚刚进入中国不久，在为我们服务的清洁工中，老先生安森州和马思德发现一个年轻女工工作非常认真，人也善良真诚。他们决定让其在公司做些杂务。我从新加坡回来时，马思德向我通报了这件事，这使我感觉复杂，我为这位女工高兴，因为我也看好她，但同时我惊异于这样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决定了！我感慨丹麦人的心地善良，我思索，我对比，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资本家与外国人的“狰狞面貌”吗？只有初中学历的这位女员工面前摆着很多困难，我们支持她学习英语，她遇到困难时，我曾多次鼓励她。现在，由她发出的关于招聘的英文电子邮件非常流畅，她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比我好。我想，这不是作秀给人看，老外不懂作秀。
下面要说的可能是个特例，毕竟我不是一个普通员工，但却也是一个事实。在我加入诺和诺德的第二年，我突患心律失常并几次住进医院，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在我第二次住院时，老先生专程去医院看望我，他对我说：“我曾考虑过送你去香港或台湾诊治，但怕你路上不适。”我向他解释说：“我相信北京的医疗水平不会比香港和台湾差。”当我出院后，我发现公司在我的家里安装了两台空调机，那时空调刚刚进入家庭。我之所以没有买空调机，是因为我与妻子商定过一个夏天再说。但办公室的赫小娟主任在我住院期间到我家看望我妻子，发现我家并未装上空调机，考虑到我出院后的休息，便向老先生提出为我家安装空调机的建议。出院后，老先生建议我不要老呆在办公室里，要经常出去走走或常请朋友们聚聚会。惟明也建议我周末和朋友出去打打高尔夫球。我的确是个工作狂，我从未正式休过年假，因为不知道该怎样休假，我只好上班。在丹麦的公司领导人都知道我病了，他们来北京见到我时，都会询问我的健康状况，我常常要思考怎样用英语来向他们说明。如果我不是对他们的关怀怀有感激之情，我不会记得这些事情。
我找费彼得总裁谈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他误解了，他解释说：“我没有歧视妇女，我们公司的女员工就业率很高，待遇也很好。”他说得没错。在诺维信的女员工确实是有幸福感的，公司不仅执行国家关于女员工的保护政策，而且处处体现对女员工的尊重。诺维信的育龄女员工很多，我经常会在电脑里看到，某女员工什么时间生了个男（女）孩，体重多少，母子平安，热烈祝贺之类的电子邮件。中国的妇婴保健传统与丹麦有很大的不同，丹麦的女员工生完孩子后就会下地，几天就可上班。杨森问我：“你们中国女人为什么生孩子后要吃那么多鸡蛋，还要在床上休息那么多天？”他感到很奇怪，但并没有指责的意思。
公司为关怀员工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办公条件，公司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我们的员工感到舒适，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院子宛如大观园，供员工们观赏，其中的体育设施用来供员工们锻炼身体。2005年，丹麦总部发现北京办公室的椅子不符合公司的健康要求，公司决定淘汰在用的全部椅子，改为使用丹麦进口的椅子，尽管它们价格不菲。同样是在那一年，公司考虑到年轻员工较多，许多人来不及吃早饭，空着肚子上班，而下班后，许多人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于是，公司免费为大家提供点心、水果和饮料。上午，让饥肠辘辘的人不再饿得闹心，下午，员工们也可以拿点喜欢的点心和水果，在回家的路上享用，聊以充饥。这样既为大家提供了放松休息，又保证了大家的身心健康。
公司以人为本的观念，善待员工的做法，进一步表现为员工间的互相关怀。有的员工由于亲属的巨额医疗费用而陷于困境，也有的员工因自身健康出现问题而经济困难，大家得知后，公司、工会和中外员工们会行动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帮助遭遇困难的员工走出困境。善待员工使公司连续两年被世界著名的瀚威特咨询公司（HewittAssociatesLLC）评为亚洲十佳雇主。
我和我的助理们。我从不在意我的助手的脾气和性格，当然好脾气和性格会使我省事一些，少些麻烦，但这不是绝对的。我看重他们的努力精神，更看重他们的上进心，我喜欢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在我这里工作，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对于我的助手和属下，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不能保证大家跟我干就会得到升迁，这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但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如果跟我干了几年而毫无长进，那我就是误人子弟，用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应该滚蛋的是我而不是别人。过去，在我的工作班子里，多数人都是干将，有能力，也有毛病，有的人别的部门不愿要，觉得不好相处，但他们在我这里却干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赖森对我的项目班子的人照单全收的原因。在我的班子里，没有来诺维信的人，如今，他们有的在其他跨国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也有的成为了民营企业家或走上了重要的政府领导岗位。
在诺和诺德，我的第一位秘书是洪朝阳，她是哈尔滨人，有着东北人的强健体魄，她的脚步声又快又重，我一听便知小洪来了。她毕业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曾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和一个合资药厂工作过，她曾随丈夫唐建国博士在英国剑桥工作与学习一年，这使她有很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和较为开放的思想。她喜欢阅读，因此具有较宽阔的知识面和较高的理解力。我看过她的藏书，也向她借阅过。在小洪的协助下，我掌握了英语和计算机这些现代的工作手段。而我则向其传授了我的工作经验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法，我认为培养一个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为重要，而不完全在乎一时一事如何，我用这样的思想去影响她。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与公司内外部必须保持和谐的关系，我发现小洪具有这方面的潜质，她不太与人计较，待人既宽厚又具有同情心。她是个不为家务所累得人，她的女儿潇潇是一个既聪明又自立的孩子。小洪办事使我很放心，因此，她很快就可以独立地替我分担一些工作。经过几年的锻炼和提高，小洪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大约在1998年前后，小洪要随去美国做教授的唐博士一同赴美，两年的时间在美国做什么，小洪有些举棋不定。赴美后，她打算借此机会攻读MBA学位，但是这要花费一大笔开销，有可能将唐博士两年的收入分文不剩地留在美国。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难以下决心的。读，则会使一家人两手空空地回国，只拿到一纸文凭，不读，如果小洪再找一份工作，回国就会带回一大笔美元。无奈之际，她给我打了电话，我说：“一定要下决心抓住在美国的机会，完成MBA的学业。为了节省费用，没有必要选择名校。不要只看眼前，这笔投入迟早是会有回报的。我只是不能预测什么时候你们可以收回投资。”两年的时间对于获得学位是很紧张的，但是小洪必须在两年内结束学业，小洪向其导师讲了自己的情况。学校要求我以书面形式介绍小洪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情况，我详尽地介绍了小洪的工作，这样，学校同意由之前修的课程转学分，免除了小洪的三门课程，小洪拿着毕业文凭按期回国了。适逢公司分立，费彼德原来答应留给小洪的位置也没有了，她面临着就业的困难。分立后，一次，我同诺和诺德的总经理颜联清去泰达，路上，我向其提起小洪工作一事，他表示人事部门有一个位子，但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的位子，如小洪不介意，可先来做着。我劝小洪，先要吃饭，再做他图。小洪便从企业交流与公共关系经理做起，她的聪慧等优点很快得到了展示，加之MBA学历使她成为了诺和诺德的一颗新星，只过一个半月，她便被委以重任，组建人力资源部门，一年后，她正式成为了诺和诺德的人事总监。“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头脑”，不久，她又兼任公共关系总监。其后，我在参加诺和诺德沈阳办事处的开业仪式上，在诺和诺德研发中心的开业典礼上，在诺和诺德泰达工厂的奠基仪式上，都看到了小洪的身影，看到了她在公共关系上的表现，她完全成熟了。她只要看到我，就会就她本身的发展征求我的意见，她仍然会把她的想法拿到我这里来求证。机会是人生的转折点，在机会面前，人们往往会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权衡，在十字路口上，是我使他们坚定起来。如今，小洪已成为诺华（Novartis）（中国）的人事总监，我经常会收到国内一些研讨会或峰会的邀请函，我看到小洪也列于著名演讲人的名单中，有时我们会同台演讲。我为她感到高兴。
韩雪楠接替了洪朝阳的工作，成为我的第二任秘书。小韩毕业于黑龙江商学院食品工程系，获硕士学位。她和小洪一样也是哈尔滨人，并且也在中国农科院工作过。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她染了黄色的头发，那时刚刚流行染发，这对于我这个穿一会儿西服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的人来说有些扎眼了。小韩和小洪一样显示出哈尔滨人爱打扮的天性。记得有一次，我与洪朝阳陪同麦特.玛瑞在张家港开会，小洪在下午露面时换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显得潇洒飘逸，麦特.玛瑞看着小洪自言自语地说：“又换了一件。”虽然我的英语不好，这句话我还是听明白了。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她的不足，她看上去很斯文，不事张扬，与风风火火的洪朝阳相比，几乎判若两人，越发显得纤细文静。她办事认真，从不让我操心。她的人缘很好，从不与他人计较，也不说三道四。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呵护她是我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韩雪楠，却是一个高级干部子女，她的父亲是东北抗联的一位老战士，曾任哈尔滨市市委组织部长。从小韩身上闻不到一点干部子女的气味，毫无“娇骄”二气，事事显得很有教养，这使我很敬重韩雪楠的父亲，敬佩他的家教。我与我的妻子与小韩父女一起吃饭时，我感到我们宛如一家。小韩做我的秘书，让蔺教授很羡慕，老蔺多次向我表示，他很喜欢小韩的性格。几年后，小韩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小韩很重感情，在与我一起工作期间，偶有牵动感情之处，她就会落泪，及至与我分别，我又见她眼里含着泪水，我急忙把话题岔开了。每每春节，我必收到小韩的贺卡。我想念小韩了，她便会将她的近照发给我，我的助理李红梅看到后惊呼“她这么漂亮！”机会便是缘分，蔺教授的产品注册部门恰好要招聘一位注册事务的助手，几经考虑，蔺教授向我询问韩雪楠在干什么，她认为小韩是最佳人选，因为小韩与我一起做了几年的产品注册工作。我告诉蔺教授，小韩每次回国都来看我，她也在考虑回国工作，如果你有此想法，要赶紧与小韩联系。听说诺维信仍然想着她，听说又要做她熟悉的工作，听说要和德高望重的蔺教授在一起工作并且又能和我在一起，小韩欣然答应并迅速归来，这便是韩雪楠的故事。
再讲讲李红梅的故事。李红梅接替了韩雪楠的工作，她是北大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的。虽然在专业上与小洪和小韩有些差距，但她仍有自然科学的基础。虽然我不是专业技术工作者，但是我的工作离不开技术。我看重的是她在香港和外企的工作阅历，还有她在一家制药公司的经历。她的英语和计算机的基础不错，可她仍不放过任何一次培训机会，她有极强的求知欲望和上进心，这些常常出于她的竞争意识。她有较强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发现问题。她的老家是山东平度，她有山东人的耿直和开朗的性格。整日忙于工作，她不太讲究衣着，这一点和我差不多。工作了大约两年后，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要用业余时间攻读中国科学院的MBA学位。这对于她新婚不久，对于她的年龄，对于她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这个决心是难以下定的。她征求我的意见，我采取了坚决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我知道她会面临很多困难。这个环节很重要，许多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在前进道路上犹豫不决，从此便失去了进步的动力，开始了庸碌的生活。我帮她写推荐信，我尽量创造条件不影响她的学业，我帮她审查论文，我尽了我的所能。在此期间，我们共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我要求红梅与我共同署名。我组织了一些书籍的编写，要求红梅参加，我想这一定会对红梅的未来有所补益。中国发酵协会的酶制剂分会秘书长程池向我提出，希望诺维信出一名副秘书长以协助其工作，开始时，我有些犹豫，继而，我与惟名商议决定由红梅出任，我们觉得这对红梅意义重大。我的工作范围很宽泛，只要有可能我便会邀红梅一同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这对红梅开阔视野，扩大社会交往无疑是重要的，红梅也总是欣然参加，我看得出这是她的上进心和求知欲使然。敏锐的红梅常会发现很多问题，她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听听我的看法，求证她的判断，让我出出主意，以求妥善解决。红梅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最长，我曾与红梅多次商讨她的未来，也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然而，终因机会没有光临而无法找到切入点。还是那句话，“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头脑”。三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果，红梅取得了中国科学院的MBA学位。周末，我和夫人在饭店招待了他们夫妇二人，我们为红梅而高兴。不久，市场部门要招聘新人，惟明和我以及新来的陈红都推荐红梅。市场部要求很高，这无疑对红梅是个新的考验，红梅恰恰有直面挑战的精神，她的聪慧，她的工商管理基础的提高，她在公共关系的社会层面的积累及对行业的了解这些综合因素使其迅速适应了工作的要求。半年后，她的市场分析报告使她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红梅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充满挑战的未来。
我接受过公司人权方面的培训，那时中国的人权问题尚处于比较敏感的时期，我建议公司在中国不要去触动这个敏感的问题。但他们还是从丹麦请来培训师，给员工们上了人权方面的课程，他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公司承诺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坚持保护人权，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商业利益，足见其重要性。今天，在中国，人们不再拒绝它了，并深知其重要性。诺维信的员工们在人权问题上的较早觉醒完全是受益于公司的培训。我和同事们还接受了“如何快乐工作”的培训，仅培训题目就足以说明公司与员工们的和谐关系了，我们在快乐中接受培训，大家快乐地在一起做游戏，我们的培训地点选在风景如画的扬州，培训后，游览瘦西湖使快乐自始至终。我也接受过“如何使工作、学习、生活相互平衡”的培训，我看到一些无节制加班的公司，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了，加班的员工还是那么多，我能不感到在诺维信工作是一种幸福吗？在丹麦，周末休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诺维信（中国），周末也是不能随意占用的。一位司机跟我说：“我在出租车公司为诺维信工作时，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我加入诺维信以后，必须按时下班，公司不允许随意加班。”我参加的培训只是公共培训，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各种专业培训、基础培训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每年年初，人事部门会拿出各种培训科目，供员工们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上级与员工们制定的个人发展计划，选定培训科目。10年间，当初的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不仅在诺维信（中国），而且走向了世界各地的诺维信的机构。诺维信公司的自主离职率比较低，初期以出国留学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其他公司寻求更高职务的增多，当然也有其他。在诺维信接受的培训和在诺维信的工作经历，成为了他们的有效竞争实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里，人们看到了诺维信的溢出效应和对社会的贡献。在一个新公司的开业仪式上，我见到了许多原诺和诺德和诺维信的同事，许多人身居要职，只因大家都有在诺和诺德或诺维信的工作经历而心心相印，互相支持而又互相信任。我建议大家使用“诺和系”来称呼这些人。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诺和系”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在新员工培训中，我讲课的题目是“诺维信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随着新员工的不断增多，每年我都要讲几次。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介绍公司在中国历史的书，供新员工阅读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司的成长和分立，动笔的条件逐渐成熟。公司分立后，我正式向惟明总裁提出建议，惟明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我的想法并让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开始时，我打算自己动笔，但是考虑到我的身体和工作状况，惟明和一些同事建议我请人来主笔，由我口述。我曾通过在北大的关系找到一位中文系的硕士，但一些人认为他太年轻，又没有企业经历，恐怕难以写好。我又通过我在科学出版社的同学找到了几个专为他人提供写作服务的作家，经过接触，我认为他们太过商业化了。最后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邢富主任的推荐下，我们选定了军旅作家马辂，当然马辂既没有在企业呆过，也没有涉外的经历，可我实在找不到具有这样经历的作家。我将这本书命名为《诺维信在中国》，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应该是：记录下诺维信在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把诺维信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扩大诺维信在中国的影响；同时，对内作为员工们了解公司在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读物；将诺维信的先进管理理念与实践介绍给中国读者和从事企业管理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使大家能够了解和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之处，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书中的案例可供中国企业参考；上级主管部门也可借此了解各项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导向性结果。如此，我将体裁定位于纪实文学。在马辂的推荐下，我们选择了著名的作家出版社作为出版商。我、张京洪、崔军和李红梅做了分工，我们精心设计了封面、版式和采用的图片。红梅则带着马辂参观工厂，约见当事人，特别是来华的外籍当事人，她陪同马辂采访。我邀请马辂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比如参加公司日活动，以使其尽可能地了解公司的各个方面。我让惟明请主管中国事务的副总裁彼德（PederHolkNielsen）为书作序，请商务部部长石广生和轻工业总会会长陈士能为书题词。2002年的夏天，我利用到宏达出差的机会，在上海的儿子家中躲起来，开始审理马辂拿来的书稿。马辂的文笔流畅，至今我也不知道作家们是怎样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写出洋洋万字，我只是严格地审查了可能对公司商业机密构成泄露和可能会出现争议的地方并进行了删改，这是我的责任，我的技术出身和工作经验在这里起了作用。其他部分我则自愧不如。我拒决了马辂要求我署名的要求，坚持作家本人署名，这样做会较好处理出版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2003年初，在“非典”大流行的日子里，《诺维信在中国》出版了，在那些令人惊恐和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诺维信在中国》给人带来了一丝清凉和喜悦。在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我们把书寄给了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它的到达告诉我们的利益相关者诺维信仍在运行，它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难过的日子。几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在华的跨国公司出版过类似的书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刘万忠副会长详细阅读了《诺维信在中国》一书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向我要了很多本，他把该书送到商务部的各级领导的办公桌上，也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酶制剂分会的程池秘书长在赞扬这本书的同时，声称分会也要编一本类似的书，以记录中国工业酶制剂的发展历史和杰出人物。《诺维信在中国》是否会使诺维信变得更加不同凡响？对此我不敢断言。我也深知此书的不足，一方面是许多外籍的当事人已不在中国，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会使本书的所涵盖的内容不足，尽管我们已尽力去获取相关材料。由于我们水平的有限，我们还不能从学术的角度对诺维信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加以理论上的提升。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剩下的几本书我已不敢再送给他人，让我好好地保存它们吧。
公司日。家庭日由公司各地工会来主持，只是当地员工与家属们的聚会。公司日则是由公司来主持，公司日是诺维信大家庭的大聚会，员工来自中国各地，不管公司日的地点在哪里，其欢乐和热烈的气氛都会达到一年中的顶点。有各种比赛，有各单位的员工自导自演的节目，有总裁的祝福讲话，有先进员工的表彰，也有各种抽奖活动，有盛大的宴会，也会拍张全家福。员工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简直是通宵达旦。几百人发自内心的喜悦，来自于公司的和谐。在庆祝NZCB成立十周年的公司日的活动中，还举行了一个高级别的报告会，除了全球CEO瑞斯格发言外，天津泰达的管委会主任李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副会长刘万忠、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院长孟伟等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借此机会我们也拜访了到任不久的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我们在北京延庆举行了一次公司日，其特点是，公司日的组织者安排一个下午，让大家到森林里采蘑菇，公司事前印好了各种蘑菇的照片，让大家把采到的蘑菇与照片对照，以识别各种蘑菇。我们的产品——酶制剂，大多数是真菌的代谢产物，真菌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蘑菇就是真菌的自然形态。采蘑菇使大家在野外的森林中得到了锻炼，亲近了自然，增长了知识，加强了团队精神。在北京长城饭店的一次公司日中，我们组织了若干团队，然后各团队到北海公园去“寻宝”，以加强大家的团队精神。我们的大汇演和晚餐设置在饭店后面的花园里，恰逢奥运申办成功的消息传来，诺维信的不眠之夜与申奥成功的狂欢融合到一起，我们的总裁惟明和兴奋的小伙子们走上了长安街，到了天安门。早上，我和马辂起床后，发现各个房间都是静悄悄的让他们睡吧，我们悄然离去。在顺义怡生园的公司日，我们举行了各种比赛，我们还照了全家福。从最初的到杭州、青岛和威海的单纯的度假放松，到结合团队建设的活动，今天的公司日已逐渐演变成对公司精神的弘扬和对公司品牌的宣传，公司的精神和品牌已融入到员工们的娱乐之中。
企业的社会责任诺维信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我已介绍过，诺维信在中国许多大学中设立了诺维信生物技术奖学金，在天津，我们还资助了老年人大学。我们向天津蓟县的希望工程提供经济支持，向安徽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物资和书籍，我也讲过我们支持中国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生物学竞赛的故事。我们支持社区建设，赞助环境绿化，安森州老先生对我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会成为当地受尊敬的一员。”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在这种高尚的思想指导下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在我们的企业行为中几乎无处不在。在中国，我们推动乙醇汽油的使用，在开始阶段，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干一件几乎无望的愚蠢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对用户负责和社会责任感是支撑我们完成这件事情的原动力之一。在云南，我们支持保护珍稀动物，在东北，我们支持鸟类的保护，在我们组织员工从金山岭长城到司马台的步行活动中，我们有些员工拾了一路的垃圾。
在1998年的那场洪水中，公司与员工同时向灾区提供捐助，公司鼓励员工捐款，安森州总裁说：“公司的捐款额一定是员工的10倍。”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安森州、费彼德和我都穿上了西服，系上了领带，负责公共关系的张京洪经理也穿着得体，我们来到了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总会很重视诺和诺德的捐赠，阎明复会长亲自接待并主持了一个小的仪式。有意思的是，当张京洪把阎明复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时，阎明复突然向京洪发问：“你说，你的英文是在哪学的？”我立即回答说：“她是牛津的博士。”“怪不得。”阎明复仿佛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我记起来，阎会长不仅曾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且还为毛泽东当过俄文翻译，是语言专家，难怪他有这么好的语感。
2003年的四五月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北京变得有些恐怖，我接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通知，海淀区在组织抗“非典”的捐助活动，在我向惟明作了报告之后，惟明毫不犹豫地表示，诺维信一定捐钱。尽管形势万分危急，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社会责任。为了避免感染“非典”，北京电视台对惟明的采访是在室外的草坪上进行的。当晚北京电视台便在黄金时段播出了对丹麦诺维信公司的中国总裁蒋惟明博士的采访。公司采取了尽可能的防范措施，大家坚守工作岗位，在华外籍员工无一人因“非典”而离开中国。北京市的范伯苑副市长一行来公司慰问，我请在场的外籍员工都出席了，我们大家只能在天井里做些交谈。丹麦总部发出了限制员工去中国出差的通知，气氛太压抑了，我与办公室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说：“现在，全世界就属中国人的手最干净了。”大家哄堂大笑，我的确是想使大家放松一下。就在这时，我组织编写的《诺维信在中国》一书正式出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乐趣。
商业贿赂是一个社会毒瘤，一进入中国，公司便不可回避地面临如何对待商业贿赂问题，诺维信的态度非常明确，不允许，也不接受。我们明确规定，在销售活动中，不允许给回扣。公司制定了礼品的规格和金额，宴请的权限和审批制度。有几次，老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他们打算给中国的利益相关者送点小礼物，以感谢他们的帮助，这样的规格是否会违反中国的法律。在我看来，实在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而他们却感到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两年前，我们全体员工又接受了反商业贿赂的培训，培训师来自香港，课上，培训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商业贿赂的特征、易发生商业贿赂的环节、防范措施和案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修订了公司的规定，同时发给每个员工一本小册子：《贿赂？——对不起，我不要！》，这也是诺维信公司的商业操守原则。在进入中国的十多年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贿赂事件，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我们以我们的洁身自好支持社会商业环境的治理。诺维信的态度是坚决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介绍给中国的企业和相关组织。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接待了许多中国的单位来公司参观访问，我们认为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助人为乐，愿意为社会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企业的环境责任我们的环境责任首先体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酶是蛋白质，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各种酶制剂产品在执行完工艺任务后，进入大自然中，会自然降解而不留任何痕迹，因而也就不会对自然界造成任何危害。酶是生物催化剂，可代替许多化学品，从而减少了工业过程中使用化学品而造成的对环境的危害。由淀粉制葡萄糖，现代工艺采用酶法代替酸法，从而减少了酸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设备的腐蚀并提高了产品纯度。把酶用在皮革工业的生产中，既减少了碱液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同样在纺织和印染工业中、在牛仔布的制造、造纸等许多工业中，酶制剂具有相同的作用，同时还会节省资源和能源。这就是现代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音，酶制剂与环境和自然友好相处。我们的新业务——微生物制剂更是直接用来消除污染、改善环境和促进动植物生长的环保产品。这些产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人类需求的发展方向，诺维信是这个领域的最大的供应商，我们因此而自豪，我们的环境责任在我们的产品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然而，我们环境责任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即我们自身的环境控制。我们的环境责任感可以用诺和诺德与诺维信分立之前的一个小例子去说明。引进外资或中外合资对于中国方面最为迫切的莫过于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家渴望借此来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但是诺和诺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货柜是来自丹麦工厂的发酵残渣和废水，这令很多人感到大惑不解，甚至产生了误会。这是诺和诺德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注册后的第一件必须立即办理的紧要事情，我们必须在企业投产前使我们的生产残渣和废水得到有效处理。保护好中国的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进入而给中国的环境造成任何危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面前摆着大量需要立即着手的工作，并一定要在投产前完成。我们要验证我们的污水对天津的农作物是否有危害，怎样才能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在丹麦，这些污水被用来喷灌牧草，可天津并无牧草种植。发酵下来的有机残渣可用来做有机肥料，但是天津的土地是盐碱地，天津的作物种类与丹麦相比也有许多不同，丹麦的方法是否可行，还是需要做新的调整，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验，都需要时间。在这期间，需要进行室内盆栽实验、室外大田实验、旱作作物、水田、果树、蔬菜等一系列实验研究。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经验的研究机构合作。我们对此的重视一点也不比建设工程差，在环境问题上是我们动真格的，决不是虚晃一枪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为什么诺和诺德到中国的第一个货柜是残渣和污水，而不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没有牢固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是不可能有上述行为的。
前面我已经讲了，在北京的总部一建成，在管理上，我们就实行了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等措施。我们将我们的总部建成集环境、生态、科技、传统、艺术于一身的建筑。与其不和谐的是，近来总部外面马路的地沟中常常散发出阵阵恶臭，十多年来，我坚持步行上班，但恶臭使我不得不绕道而行。是谁家排放的污水这样危害大家？我不由得向研究中心的员工问起我们实验室污水的排放情况，研究中心的员工告诉我，凡是有害的排放物，实验室都将其收集起来进行集中处理，没有任何排放。这令我感到欣慰。13年前，我向海淀高科技试验区的管理部门提交了研发中心环境控制申请报告，我清楚地记得，研发中心每年会产生几吨有害废弃物，我向管理部门许诺，我们会收集起来集中处理，我们的工厂在天津有自己的处理装置。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执行当初我们的许诺，这令我感慨不已。
在宏达，我们发现工厂在使用地下水，我们说服了中方投资者停止使用地下水，为此我们的合资企业增加了几百万的投资，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减少了盈利，但是为了环境，我们宁可牺牲我们的部分商业利益。在宏达的生产之初，对于发酵残渣，我们利用宏达集团的发电厂锅炉进行焚烧，继而，合资企业采用了适合中国南方的方法，将残渣制成有机肥料，从而变废为宝。
NZCB的污水，经过处理而变为中水，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用来灌溉草坪，我们将发酵残渣转化为“诺和”肥，免费赠送给当地的农民，既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又对天津的盐碱地土壤进行了改良。2006年，NZCB被评为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这是个难得的荣誉。我们的合资企业——苏州宏达制酶有限公司也被当地政府评为环保优秀企业。2002年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陪同朱镕基总理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会议，其间，谢局长向丹麦政府提出能否参观一个经济效益好、环境治理也好的企业。丹麦政府安排谢局长一行参观了位于世界著名的生态工业园——卡伦堡的诺维信工厂。告别时，谢局长对工厂负责人说：“你们的工厂不仅经济效益好，而且环境治理也好。我将让更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来你们这里考察。”工厂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与这里一样的工厂，就在天津泰达，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次年，“非典”一过，谢局长就亲自到NZCB参观。自那以后，我看到了谢局长关于循环经济的很多讲话和文章，在中国，一场推行循环经济的热潮即将来到。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承担起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是诺维信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诺维信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4年秋，我应邀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中国500强新闻发布会。之前，当把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做比较时，人们发现国有企业在规模和能力上远不如跨国公司，于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成为缩小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差距的目标。此次会议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不仅要做强做大，而且要做久。这是针对中国企业寿命太短而言，一些新兴的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七年。做久，就是企业要可持续发展，据此，可以判断出相当多的企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其未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在可持续发展的对话会上，我发现与就在隔壁召开的金融方面的对话会相比，与会者并不是很多，这说明对很多企业来说最紧迫的问题还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们还是要“火烧眉毛顾眼前”。针对我在对话会上的发言，会后，重庆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问我：“你们真是那样做的吗？”显然他并不太相信我们的做法。我回答说：“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只是时间太少，我不能说得很全面。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