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不只是中国，今日世界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或许正是经济学成为全球显学的原因，所以不管一个人是否接触过经济学，但多少应该都知道“经济人”的说法。
“经济人”是什么意思呢？它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可能就是想到亚当·斯密，这是自然的，因为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但不幸的是，斯密的大作《国富论》中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之前而且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
按学界的共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穆勒在1836年写了一篇叫《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的文章，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按穆勒对“经济人”的科学界定，可认为不外乎三点：自利、理性和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也是我们通常一提到“经济人”就会自然想起的基本内涵，尤其是对物质财富自私自利印象深刻，也多少会生起怀疑来：人怎么就如此狭隘偏执呢？
事实上，软肋最初就被人踢上了，当穆勒对“经济人”进行正当性论证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针锋相对提出批评，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考虑和提供的“政治—经济人”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而把人的高尚情感看作是对所谓理论体系的干扰，这是对人大大的亵渎——可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亵渎论”。
“亵渎论”是西方经济史上对“经济人”假设最主要的批判，后来者的批判或许感情更强烈，分析更细致，但总体上应该没超出凯里的亵渎论。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派是如此，就是今天对“经济人”的批判也是如此。马克·卢茨是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仍然是——或许也只能是——老调重弹，称“经济人”假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只注重人的“低级”需要的满足 ,而忽视了人更高层次的追求。
哪里有批评，哪里就有反弹,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为“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这构成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就一再申辩:“经济人”仅仅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抽象,其运用范围也严格地限于经济市场领域；经济学家也没有假装这一抽象适用于对“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可把这一辩护称之为“局限论”，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对“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论”辩护是强有力的！
如果说“局限论“的辩护也强有力的话，那根本就毋需对“经济人”进行批评了，因为穆勒在界定“经济人”时就强调：“经济人”只是一种简单化抽象，没有人事实上认为人就是“经济人”，但在科学研究上是必要的。
可问题是在于：即便是科学上必要的假设，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更好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远离荒唐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接近现实一些呢？我们为什么要以亵渎人来成全什么科学呢？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也包括在一阵阵的批评声中，“经济人”假设得到了相当的完善。这尤其表现在对追求财富最大化大大地放松了约束，被替之以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这里面的效用或利益可以是政治的，可以道德的，可以是制度的，可以是文化的，而不再单纯是财富效用或物质利益最大化。
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看一看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就能够扎扎实实地感觉到，“经济人”的确今非昔比，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已被大大弱化，“经济人”的分析能力大大拓展，经济学的帝国大厦蔚为壮观
对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弱化直接导致了对人性自利的修正，实际上，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人性自利有了全新的描述，这就是把自利表述为“偏好函数最大化”，从而超越一般的自私和利他。至于偏好的具体内容,完全不作特别的规定,可根据所需分析的特定对象具体解释。甚至可根据需要把个人利益的概念拓展到对他人福利的关心, 从而对利他主义行为也进行游刃有余的分析，以至“经济人”研究权威学者杨春学先生宣称：即使是在利他主义的分析领域,我们也无需以“道德人”来取代“经济人”!
正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局限论”事实上已经远远被超越，凯恩斯那样的对“经济人”的辩护已经显得小儿科，“亵渎论”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失效，因为“经济人”已经不低级了，都已经能够分析利他主义了。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不应该视而不见！
反观批评甚至否定“经济人”假设的阵营，从穆勒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事实上仍停留在“亵渎论”的阶段，虽然也提出过种种概念，社会人、管理人、道德人乃至历史人，但都没有像“经济人”这样明确地定义过，更没有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建立理论体系。这就注定了否定的无效与批评的不济，不破固然不立，不立也就不破，没有建设性的新东西登台，老东西是不会自动离开的——毛主席说得好，扫帚不去，灰尘怎会自动跑开？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更应该胸中有数！
留下来的当然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踌躇满志，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经济人”都会存在它的难题；另一方面，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肯·宾默尔就说了,“它（指“经济人”假设）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如果凯里还在世的话，岂不七窍冒烟？
真的就没有比“经济人”更好的替代？仍然回到“经济人”所假设的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尽管这一点已被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乃至更广泛的“偏好函数最大化”所替代，乃至通过实际运用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但在宽广化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缺乏逻辑一致性：一下子把人当社会人，一下子把人当道德人，一下子把人历史人，一下子提倡人人为自己，一下子利他主义，一下子认为人追求财富最大化，一下子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
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混乱，不要说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也不要说不合符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就是连最基本的形式逻辑的关都过不了，乃任何严肃的科学所不允许——而这恰恰是“经济人之父”当初严格界定“经济人”的用意所在：穆勒津津乐道的不就是科学的必要吗？绕了一大圈，经济学给了自己一记耳光——不亦惑乎！
但，重要的还不是理论上的批判，而是在工业文明下，在资本主义文化下，最原始、最狭义和最肤浅的“经济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成天惦记就是那一点点的银子；这一点可借用电视片《大国崛起》在讲到英国崛起时提到的一句新教徒名言来表示：“弄钱乃人生要事。”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人”，也正是今日人类的巨大悲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勤劳勇敢，乃至我们的全部人生，都赔在那一点点的银子上，而且搭上了一个原本美丽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