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著名的新浪财经博客作者薛涌先生针对经济学人茅于轼老先生此间不断出笼的有关贫富问题方面的言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70814/08503879790.shtml
薛涌先生并不赞同茅于轼的观点，评论中引用了不少权威的数据，看来是有理有据的。但是，仔细看过就可以看出，虽然茅于轼观点谬之千里，但是并不能支持薛涌自己的观点，即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均贫富的目的。
其实，薛涌和茅于轼的观点有着本质的重叠部分，那就是为市场经济而鼓吹，只是鼓吹的方法和曲调不同而已。茅于轼老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是必然的，但是是合情合理的，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其潜在理论依据就是人人的劳动能力大小本来就有差距，而按劳分配是合理的，因此贫富差距也就是合理的。反对贫富分化也就等于是反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了。
而薛涌先生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表示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中国，而其市场化程度普遍高于中国，期间联系说明了市场化带来的恰恰是均贫富而非制造贫富分化。
然而，这不过都是根据问题的表象而妄论其本质，是以一种错误替代另一种错误。
茅于轼的观点，错误之一在于把公平等同于按劳分配。但是，且不说中国目前有没有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即便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公平也是两码事儿。按劳分配的原则只能是针对劳动者而言，而这个社会却不是人人都是劳动者，也不是人人都有劳动能力的。茅于轼先生最讲人权，但是没有看到多数社会成员（老、弱、病、残、孕、幼）都没有劳动能力，他们的人权不能依靠按劳分配的原则来保障，把“按劳分配”原则用于他们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
错误之二，市场经济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所有的分配方式都是“按特权分配”，只是什么算是特权构成以及权重大小而已。而市场经济就是按照私有权分配，按照资本大小权重分配。故而，市场经济不是按劳分配，加之按劳分配的有限合理性，茅先生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那么薛先生的观点何错之有？其一，没有看到市场体制按资分配的本质以及这种机制固有的不公平性，因为人权本身不是基于资本的，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理念。其二，薛先生没有看到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来的比中国要完整地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抑富扶贫的税收机制，薛先生应该同时引用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的数据。
事实上，市场制度的基础是私有权制度，而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基础恰恰是公权力在起作用。这是两种力量相反的机制，社会福利机制恰恰是针对市场机制带来的贫富分化的副作用而建立的一种抑制性制度，以保障市场机制所不考虑的基本人权。而那些基尼系数据高不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是社会保障制度羸弱、税收体制残缺的国家。物理学不会因为物体向某个方向运动，就把这个方向的力解释为推力——运动方向只是阻力和动力之合力的结果。
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建立曾经一度走向极端化，导致一些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学人的强烈批判，甚至批评为“社会主义”。也有一些学者甚至基于这种现象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在西方国家得以实现，而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发展中国家悄然建立。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市场的制度基础就是私有制度，而一个稳定的私有制度只能建立在盈余之上，也就是只能建立在必要需求被满足之后的非必要需求领域，即私有制有其不能适用的领域——必要需求领域，而这个领域是最能体现人权理念的领域，只能依靠公权力去保障。西方国家的现实，恰恰是有意无意当中、一定程度上背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这也正是国家干预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结论：市场体制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对这种分化的抑制必须要依靠非市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