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文提及，解释个别合约安排，指出某些交易费用的转变就足够，但分析制度的整体，把交易或社会费用的整体放进去，要过三道难关。前文分析过首两道，这里转谈第三道，最困难的。困难的起因，是经济学要遵守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武断假设，任何情况不能反复。稍有差池，或时守时不守，推理逻辑立刻发神经，假说不可能被推翻，于是无从验证。
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是制度或合约安排的成本。从套套逻辑的角度看，任何安排，这些费用一定是最低的。史密斯的思维说，人的自私会带来改进生计的安排，虽然没有明确地考虑交易费用，但确是白纸黑字地这样写过。问题是，我们怎可以解释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兴起呢？说过了，人民公社是一种合约安排，交易或制度费用高得离奇，死人无数，而我自己绝不怀疑，一种足以灭绝人类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出现的。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怎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发展呢？无可置疑，解释当年的人民公社从大锅饭起，演变出来的公社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再跟着是包产到组、到户、到劳、到大包干——到今天的权利界定及惊人的经济增长——远比解释为什么人民公社的出现来得容易。不要告诉我毛主席的主张是个解释——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支持人民公社。史密斯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思维有两个相关的重要起点，都对。其一是人的自私自利，通过专业产出与市场交易，互相得益，给社会带来惊人的财富增长——这是后人重复过无数次的「无形之手」了。其二，史前辈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同情心，有点互爱：见到一个孩子快要溺毙，有人会跳下水去抢救。二者相加，再加上博学多才，洞察入微，史氏的思维走上了后来影响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路，以之阐释制度安排的演变。很不幸，思想伟大如斯，却无从解释为什么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那么多次近于毁灭人类的竞争安排。如果我们接受赫舒拉发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的看法，那么三十年来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论，是起于史前辈漠视了人类的本质有无可救药的一面：自私推到尽头，在某些局限下，可以是漆黑一片的。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解释什么，但究竟是哪些局限推翻了史前辈的规律是个重要问题。
是哪种哪类的局限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制度安排呢？让我们回到Tripolitania的土地公用的例子去。作者A. Bottomley发表该短文是一九六三年，今天Tripolitania的土地制度安排可能改变了。我没有跟进，这里提出的解释是猜测，作不得准，虽然其它实例支持我的看法。
话说Tripolitania的土地极宜种植杏仁树，租值高，却公用放牧，土地的租值于是消散了。这是走上了史密斯的思维不容许的路，那是为什么？有几个可能。首先，我们不能漠视当年史德拉与高斯提出的、半说笑的理由：蠢政策可能因为人生得蠢。Tripolitania的人民可能因为知识不足，或讯息费用过高，所以不知道土地可以界定为私产，或不知道杏仁有市场价值。有可能吗？机会甚微：这些讯息得之甚易也。
第二个可能的机会较高。那是私产的界定与保护的费用高：建造栏杆费用不小，而外人侵犯（偷杏仁）要防御，加上在政局不稳定或战乱随时会出现的情况下，需要长期培植的杏仁树是不容易考虑了。这解释的命中率可观：一九八三年底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一行，见到小果树开始培植，我立刻说中国的开放改革不容易走回头路：农民一般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对维护产权的压力比我的文章建议大得多了。第三个可能的机会也高。那是尽管我们见到的是土地公用放牧，其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如果放牧的人数或户口有数量约束，租值不会是零：土地的租值是零，但放牧的权利，因为有户口约束，不是零——土地私产应得的租值，某部分转移到有户口约束的放牧权利那边去。租值的总额比不上土地界定为私产，但户籍因为数量有约束而值钱，是另一种租值。三十八年前我调查公海渔业，结论与传统的租值消散有别。公海本身不是私产，不能收租，但渔船的数量有牌照管制，每个牌照的市价动不动数十万美元，是租值。有牌照的当然不反对渔海公用，但极力反对多发牌照！（后来美洲西岸的海湾学香港，以浮笼饲养三文鱼，使鱼价暴跌七成，渔船牌照之价下降九成，大吵大闹，今天打成怎样我没有跟进。）上述的分析含意着一个没有人提出过的重要规律。（这里先卖个关子，让读者猜猜，很难猜中的。）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合约或制度安排的选择会朝着增加资源使用的租值那个方向发展。这是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了。然而，姑勿论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租值消散的安排，局部的租值消散或公用资源的安排，含意着提升交易费用的，历史屡见不鲜。我要指出的规律是：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体性的选择可以出现。当然，社会永远是集体的，但由个人作决策而加起来的集体，与联群结队或分党分派的集体决策不一样，而租值消散的增加只可能是集体决策的效果。集体决策不一定会增加租值消散，可以减少，但规律是，严重的租值消散只可能在或明或暗的集体决策中出现。一般来说，不管民主不民主，政治决策多属集体性。四十三年前艾智仁对我说，经济学的起点永远是个人作决策，因为从来没有集体决策的理论（no group theory）。今天也没有。回头看史密斯，他是以个人作决策为起点。在自私自利与同情心的合并下，逻辑说，灾难性的租值消散推不出来。另一方面，集体是由个人组合而成，集体的决策也是由个人决策组合，不同之处是，先或明或暗地组合而后决策，或有组织性的决策，个人反对不易，要离队独行代价不小。好比一家股权不能出售的公司，集体决策导致租值消散的机会远高于股权可以出售的。一九七四年我发表重要的《价格管制理论》，其中提到，凡有价管，任何其它分配准则都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人的行为怎样要看哪种准则被采用，而准则的采用或选择，则要遵守在局限约束下减少租值消散的规律。今天回顾，当年的思维没有错。这里作出的补充，是集体性或对个人有强逼性的决策，可以导致租值大消散的，是因为联群结队的局限条件或交易费用被推到另一个层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