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本文针对“李约瑟之谜”的引申涵义——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中国问题，试图从哲学视角对此作出阐释。作者认为：中国主流传统哲学的整体论思想决定了内部的稳态结构，缺乏经济规模扩张的基础；中国传统哲学的非逻辑分析的思维模式，缺乏形成社会化大分工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以“土地”为核心价值，缺乏资本积累式扩张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无法形成“经济人理性”的发展模式。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针对中国文明由领先而落后的疑问的历史发展现实，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之谜”的论题，对“李约瑟之谜”的引述有不同的版本，李约瑟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则对自己的千古之问作了如下表述：其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其二，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李约瑟，1975）[1]
对于“李约瑟之谜”，通常的理解是“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为什么没有发生在科技发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可称之为“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重涵义）；更进一步的理解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经济繁荣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可称之为“李约瑟之谜”的第二重涵义）。对于这一论题，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经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发展、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各个视角的论点。本文拟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思想、思维范式、核心价值、价值理性等哲学范畴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以期对“李约瑟之谜”的第二重涵义——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中国作出哲学视角的阐释。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论思想决定了内部的稳态结构，缺乏经济规模扩张的机制
1．现代工业社会，在牛顿—笛卡儿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以个人发展为核心价值、社会的经济规模不断得以扩张的机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牛顿—笛卡尔哲学作为人类认识的重要方法占据着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成为人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指导工具。牛顿—笛卡儿哲学思想的特点是：（1）牛顿—笛卡儿哲学的世界观认为，事物可分割为局部、局部又可再分、直至基本粒子，部分的性质决定整体，人类的认识只有认识了局部以及它们的作用机制、才能够认识整体；（2）牛顿—笛卡儿哲学在分析事物时，总要首先找到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因子”，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强调以“基本因子”为核心，认为抓住了“基本因子”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在牛顿—笛卡儿哲学思想影响下，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剖析中，形成了以“个人”为“基本因子”的认识（经济学中称之为“理性经济人”）。从而使得“个人主义”成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主流世界观和价值观。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经济繁荣（也包括伴生的各种问题），都与人类以“个人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行为活动密不可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它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不强受社会整体的约束。个人主义的内含为：（1）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一切价值都是自然的体验，个人是价值的基础和评论一切的惟一标准；（2）个人本身就是目的，是有最高价值的，其他事物（国家、社会等）都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3）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他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并付诸行动，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机会去满足自我的需求。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使得每一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不断扩张，加总起来的效果就是整个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在个人利益追求的终极目标下，逐步形成了以“逐利”为根本的企业组织，企业组织成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核心，保障企业组织及其逐利目标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随之形成并不断完善。
2．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论思想，以国家这一整体的利益为核心价值、从而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制约了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发展机理的形成。
整体论哲学，与牛顿—笛卡儿哲学相对立。整体论的世界观认为，事物整体与部分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它们的相互作用是更基本的、整体决定部分（即部分的性质由整体的性质所决定、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获得它的意义（离开整体就会失去其存在）。因此，在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强调以“整体”为核心，整体内部的结构、构成因子都必须服从于整体的价值。只要整体及其环境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其内部结构及内部构成必然是稳定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主流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都有整体论思想，即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强调的是服从于整体目标的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而不太注重内部构成因子的个体意义。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国民的行为都应首要服从国家的权、利。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是由中央集权政府所规定的。个人利益只能在这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得以追求，因而个人利益缺乏不断扩张的前提条件，进而也就无法形成由个体利益扩张带来整个社会经济规模扩张的机制。没有个体逐利和利益扩张的前提，也就无法自发地形成逐利的企业组织及制度。除非在整体层面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自主地设计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否则这一制度无从产生。然而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最主要的价值目标是统治的稳定性而不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更没有可能像设计出科举制度一样设计出资本主义制度。进入近现代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雏形，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取得高度发展成效、对中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后，由中央政府借鉴推行的，而自始至终不是自下而上生成的。
二、非逻辑分析的思维模式，缺乏形成社会化大分工的思想基础
1．逻辑分析方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社会化大分工”形成的思想基础。
牛顿—笛卡儿哲学所形成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最基本、最根本的方法和工具，也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体现在科学发展方面，一步一步深入的“分析”，使得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构造、机理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得以深化；体现在技术发展方面，在“分析”各种自然因子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特性、按照机械组装的方式，产生了各种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发明，从而形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
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由“逻辑分析”找寻到了“个人利益”这个基本因子，由“机械组装”的原理，通过发挥“个人利益追求”的特性、探索形成了共同逐利的企业组织，进而在“逐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形成了企业组织间的社会分工、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了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为重要的社会化大分工这一基础。
2．中国传统哲学形成的非逻辑分析的思维模式，缺乏形成社会分工的理念。
已有的文献中对中国“科学精神”的分析不在少数。2000年杨振宁在香港一场学术报告中提出，中国中古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抽象思维发展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史哲学科中，而且突出表现在数理学科中。爱因斯坦在对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书评中，也提出上述观点。他认为，尽管中国的重大科技发明，早于西欧五百年，但中国人未能做出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牛顿力学这样的科学成就。这些都是关于非逻辑思维方式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制约的论述。
非逻辑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也同样有重要的制约。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整体论哲学的混沌性，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出现类似西方思维的对每一个个体事物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无法普遍形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社会分工。同样，细分的产品专门化（专业化分工）也只有在加总个别企业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得以提出并付诸现实，而从整体的角度是无从提出专业化分工理念的。因此，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社会化大分工的理念是无法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近现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晋商”、“徽商”等经营模式，其思维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明显吸收了西方式的现代思维方式。
三、中国传统社会以“土地”为核心价值，缺乏资本积累式扩张的价值追求
1．现代工业社会，以“资本”为核心价值引领经济增长，其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张是无限制的。
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社会，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亚当8226;斯密就曾明确地指出，资金是工业生产唯一的价值标准。
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资本”，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可以不断地累积而不断地增加，不因自然经济条件而形成累积的上限，从长期来看资本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短期内或许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因此，由资本带动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没有极限的，可以在资本不断地积累的基础上持续地增长。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初期，由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相对于当时的经济规模是足够充裕的、可以认定为是无限供给的，因此所有的经济理论都认为经济增长是无限的。当然，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学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后话。资本无限积累、进而带动经济无限增长，这一生产方式的变革带动了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2．中国传统生活，以“土地”为核心价值，其带来的经济规模是有限的。
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社会，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土地”要素，在“土地”相对于人口足够充裕的封建地主社会的初期，必然可以通过耕地面积的扩张带来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土地”相对于人口处于稀缺状态的封建地主社会的中后期，“土地”要素已经无法扩张，因而总体的经济规模也就不可能得到扩张，除非是以“土地”为核心要素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
然而中国社会长期采用的是以“土地”为核心价值的稳态的农业生产方式。稳态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长期稳定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超稳态发展的实践原因。思维方式首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化与积淀，农业生产方式始终是我们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最后就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正是在稳态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无法出现“资本”核心要素对“土地”的替代，也就无法出现由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扩张。
四、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价值理性，无法形成“经济人理性”的发展模式
1．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人理性”是推动了现代经济迅速发展的理论基础。
西方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以来的发展观，受西方哲学中工具理性所左右。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牛顿—笛卡儿哲学思想为基础在经济领域所形成的“经济人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有别于中国历史社会中的人文价值理性。
“经济人”概念是约翰8226;穆勒提出来的，“经济人理性”即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当事人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有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假定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目标、手段进行最有利的选择，所谓“经济人”即是能够计算、能够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个体利益最大化、其行为准则就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而作出最优化的行为选择。
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发展。具体体现为追求经济效率而不强调价值判断，追求效率而不强调平等，注重经济绩效而不强调人文价值。在这种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哲学观念主导下，而形成了推动工业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
经济主义（或称“经济第一主义”、“经济至上主义”）认为，经济是人类社会中决定一切的，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和动机都可以以经济因素来表述，人类所有行为的后果都可以以经济成就和经济效益来评判，社会发展也可以由惟一的经济总量指标来评判。“消费主义”则是通过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
这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发展理念，在价值层面，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评判。但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是极为显著的。
2．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文价值理性障碍了经济的扩张。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中，以“义利统一”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从价值主体来看，强调的是社会（国家及公众）利益、群体（家族及宗族）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从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来看，强调以理想人格、理想社会为追求，提倡“仁”、“义”、“兼爱”等，社会主流所倡导的是非竞争的价值观念；从价值标准来看，强调的是“和合”，即以“稳定”与“和谐”为判断标准。
中国主流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上述方面，都与现代工业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强调社会利益和群体利益，无法激励个人利益追求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强调非竞争的价值理念，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效率目标；强调理想人格，无法达成“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所引致的经济扩张。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西方工业社会的哲学基础——牛顿—笛卡尔哲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哲学思想，通过比较两个哲学体系在各自社会经济发展演进中的作用，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论思想、非逻辑分析的思维模式、非竞争的价值理念等因素，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无法自主地产生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从哲学视角对“李约瑟之谜”的引申涵义的阐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后工业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则具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