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朝阳区艺术区拆迁已近尾声，艺术区开发大多不正规 从2011年年底迁入至今，尹欣回国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工作室的“杂事”都交给了姐姐尹莉。 在尹莉看来，崔各庄最大的不同就是租金。尹欣签下的租金标准是每天1.5元/平方米，而现在整个798艺术区的租金标准都在4.5元/平方米以上。 便宜的租金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此地是政府说的“违法建筑”。 耕地上的艺术区 没有一位艺术家说自己签约时看过崔各庄艺术区的土地使用证。直到面临拆迁，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室使用的是耕地。“签约的时候吴老四说手续正在办，他说尽管放心，这个项目乡里有20%的股份，很快就能办好，我们也就相信了。”尹莉说。 尹莉所说的“吴老四”是北京吴氏创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吴永欣，艺术家们都说，吴永欣当时甚至还出示了一份文件，上面显示吴永欣占项目股份60%，乡政府下属的农业经济开发合作社占股份20%，剩下的20%则属于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卢强。 “该区在乡政府旁修建历时三年，为什么在租户合法租用一年后突然变成违规建筑？开发商不是乡政府招商引进的吗？政府不是股东之一也是房东之一吗？为什么在出租方未退还未使用租金及赔偿，无任何法院告示就强拆？”画家赵能智接连发问。 “我在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卢强就跟我说耕地的性质可以转，并且很快就能办好。”吴永欣对时代周报记者的回答与租户基本一致，“卢强跟政府要了这块地，但没钱开发，搞的项目又都失败了，就把我拉过来投资了，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000多万，现在要拆，最大的受害人应该是我。” 吴永欣并非不知道土地的耕地性质，但“这边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这么干，我当时怎么会想到没多久就会拆？” 利润的诱惑摆在眼前，使用这片1万平方米的土地，只需要每年向乡政府上交20万元，而吴永欣估计租金每年能在600万元以上，短期内就能回本。 “这片地方就适合搞艺术区。”吴永欣解释说，在吴的计划里，两排房屋用途不同，临街的前排是商铺，后排则租给艺术家，前排的租金是后排的两倍。 很快，出身农民的吴永欣通过关系找到了赵能智等艺术家，然后圈子里互相介绍，迎来了这些租户。后来的结果是，租给艺术家的后排基本租出去了，而前排基本无人问津。 马六明工作室的门口，挂出了手写的声明，说承诺在出租方退还预付租金40万、装修赔付7万、违约金2万之后即可撤离，配合政府执法，赵能智也如法炮制。 这些要求均被吴永欣拒绝。 “我现在没有钱，”吴永欣说，“当然我肯定会对自己的客户负责，他们可以搬到前排来，因为政府现在不拆前面这一排，给我留下一半，我会替他们装修好，大家继续履行合约。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走，我就只能跟他们再签一个还款协议，一年内分期还钱。” 租户们满腹狐疑，“他说现在这一排不拆，难道以后就不会像后排那一样继续拆掉？难道后面是耕地，前面就不是了？”尹莉说。 “前面是绿地，性质不一样，这个安排政府也同意。”吴永欣解释说。 “现在算是赌一把了，走当然可以，可是我不觉得这家伙能把钱给我。”从事金石收藏的马国强接受了新方案。
腾退艺术区 这一次并非是艺术家在北京的“巧遇”。为了反抗拆迁，策展人肖戈在2010年策划了“暖冬计划”，如今她的朋友们却再度遭遇被拆的命运。尹欣入户崔各庄的介绍人，正是肖戈。听说此事，肖戈转发了尹欣发在朋友圈的这两篇情感激烈的博客，一篇关于被拆迁的宿命，另一篇是准备开办画室的兴奋。 与“暖冬计划”时面对20个艺术区的被拆迁压力相比，崔各庄强拆只能算是尾声。 崔各庄国际文化艺术区的租户们似乎比较健忘。早在2009年7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动员会，涉及崔各庄、金盏、孙河、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等7个乡，占朝阳区农村地区近1/3的面积。 此次拆迁也只是原有计划的延续。 “不接受不行啊，乡领导换了，上任做的事上任负责，现在就要执行上级的指示，上面有飞机航拍呢，说这个月必须要拆掉，再说有土地使用权的卢强都签字了，我也没办法。”吴永欣说，“区里下来的文件就说要清理耕地，腾退干净。” 吴永欣也对这一项目懊恼不已。“这几年这一片被拆的艺术区太多了，也不止我这一家，很多人都赔了大笔钱进去。”他低声说。至于为何要在大规模艺术区拆迁后仍进行这一项目，吴苦笑着拒绝回答。 “大部分艺术区的开发都不是正规的。都是乡里点头，找些所谓的开发商，钻了政策的空子。”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央美院教授马路对于艺术区的拆迁总结道，这意味着，艺术区开发伊始就伴随着法律和政策的风险。 马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艺术家租房建工作室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租用村民住房，和产权所有人签订租赁或购买合同，艺术家很感性，村民也很纯朴，双方大多口头约定，即使有合同，艺术家既没认真看，也没当回事。二是购买或租用农村土地自己盖工作室，与村委会或村民签合同。三是租赁闲置工业厂房、仓库改建工作室。前两种方式牵涉“城镇居民不得在农村购置房产”的法律规定，合同本身就存在瑕疵。 “文化的破碎，让中国的城市化建立在功利主义、甚至是某些人的私人利益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城市化本身充满了各种不稳定因素。何况所谓‘艺术家园’只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更短暂的偶然片段：即艺术家漂泊到城市边缘，进入如仓库等临时建筑开发的利益链中。艺术区这个起点本身就是暂时性的，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现实。我很悲观，所以，除了‘和平、合法地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价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