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
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 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着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着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着问题的重心，一九六九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一九八四戴维德读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着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二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七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着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六九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按着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为座右铭，以之作为一个套套逻辑的角度来看世事，加进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今天我们的所知会不同。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溃不成军，术语多多，数学空洞，而「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一些无从验证的假说的粉饰之词，自欺欺人，匆匆数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同事间知道交易费用这项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说有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不同，行为不同，那当然，但其实没有解释过什么足以令人惊喜的。当时我走快了几步，采用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来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下，然后推出验证假说。七六年发表的解释优质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芝加哥的贝加读到，说错。我问：「错在哪里呢？」「芝大的同事都说你错。」我再问：「有趣吗？」「非常有趣。」再问：「不是验证了吗？」「可能是。」最后我说：「这样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我知道贝加的意思。该文没有数据，也没有统计分析，他于是认为：科学安在哉？是因为这样的分歧，老实说，我对经济现象的推断比一般名家来得准，准很多。何谓量度，何谓验证，其中的科学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现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数据及方程式处理。后来发表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讲《交易费用的范畴》，发牢骚，也表演一下。至于《票价》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评价，是经典，前倨而后恭也。话得说回来，从解释世事的大学问看，《票价》一文是雕虫小技，解释捆绑销售之类也。解释经济体制的整体运作才是大学问。这是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尝试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改进，不易也不难，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导，写《经济解释》时我大致上做了。困难是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不是像《票价》那样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而是放进整个经济体制中。这样衡量，我认为八一年写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话──说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是重要的起点。
（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