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 保险是 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四)



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

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 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

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

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着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着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着问题的重心,一九六九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一九八四戴维德读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着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

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二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七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着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

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六九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

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

「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按着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

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为座右铭,以之作为一个套套逻辑的角度来看世事,加进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今天我们的所知会不同。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溃不成军,术语多多,数学空洞,而「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一些无从验证的假说的粉饰之词,自欺欺人,匆匆数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同事间知道交易费用这项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说有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不同,行为不同,那当然,但其实没有解释过什么足以令人惊喜的。当时我走快了几步,采用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来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下,然后推出验证假说。七六年发表的解释优质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芝加哥的贝加读到,说错。我问:「错在哪里呢?」「芝大的同事都说你错。」我再问:「有趣吗?」「非常有趣。」再问:「不是验证了吗?」「可能是。」最后我说:「这样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

我知道贝加的意思。该文没有数据,也没有统计分析,他于是认为:科学安在哉?是因为这样的分歧,老实说,我对经济现象的推断比一般名家来得准,准很多。何谓量度,何谓验证,其中的科学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现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数据及方程式处理。后来发表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讲《交易费用的范畴》,发牢骚,也表演一下。至于《票价》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评价,是经典,前倨而后恭也。

话得说回来,从解释世事的大学问看,《票价》一文是雕虫小技,解释捆绑销售之类也。解释经济体制的整体运作才是大学问。这是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尝试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改进,不易也不难,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导,写《经济解释》时我大致上做了。困难是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不是像《票价》那样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而是放进整个经济体制中。这样衡量,我认为八一年写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话──说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是重要的起点。

 从经济角度看 保险是 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四)

(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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