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今的学术界，动不动就拿“左”或“右”来说事，凡是知名的学者，往往先要给他封一个“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头衔。但在波特身上，我们很难用这种“两军对垒”的惯性思维来看待。他从经济学出发，颇有“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风度。你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吧，他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予以了超乎寻常的关注，而且他的竞争理论最终走向对国家竞争优势的论证；你说他是国家主义者吧，他又特别推崇自由竞争，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在战略分析上，你说他是理性主义者吧，他明明推崇经验，注重实证研究，对战略走向论证中不乏“自发秩序”式的描述；你说他是经验主义者吧，他又构建了一个个模型，试图对战略做出结构性的整体解释。讲自由竞争有他，讲国家功能也有他；建构有他，解构也有他。试图对波特进行标签式解读，注定是无效的。波特的最大特色，是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和头脑，剖析现实的经营管理问题。他坦陈，他的书是为实践管理者写的（当然也是为重视竞争实践的学者写的），尽管这些书又厚又重，都是大部头，但除了经济学术语带点专业性外，丝毫看不到那种纯粹理论著作的晦涩。在笔者看来，波特似乎为了实践的需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学术论证必不可少的严密。比如，他提出的三种有名的基本战略，在排列上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并列，二者具有排斥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把目标集聚战略并列在第三位，在逻辑上就有点站不住。从内容上讲，前二者互不兼容，而目标集聚恰好是前二者的交错和兼容；从领域上讲，前二者属于企业范围，而目标集聚属于市场范围。如果说，前二者是并列关系，但到了目标集聚就变成了递进关系或引申关系。而这种引申又不是扩展定义域，却是缩小定义域。这样，引申又变成了聚焦。这种内在的不一致，从对三种战略的图形解析一眼就可以看出。前两种战略已经涵盖了整个企业范围，致使作为第三种战略的目标集聚只好“挂靠”在前两种基本战略之下。但这种“挂靠”又不是简单的拾遗补阙，而是要解决前两种战略的不足。于是，在前两种战略中不兼容的互相排斥，到了目标集聚战略则可以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所以，波特反复强调要避免战略上“夹在中间”，而目标集聚战略则恰恰可以“夹在中间”。当然，在这种折衷中，波特对目标集聚战略的论证偏向于差异化，然而在细分市场格局下，这种局部的差异化恰恰又以局部领域的市场份额扩大甚至独占为前提。如果让一个纯粹书斋式的哲学家来评价，可能会说波特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佯谬或悖论，起码在逻辑上不够严谨。
然而，波特的贡献恰恰不是学术逻辑。正如德鲁克曾经强调的那样，管理研究不是为了满足逻辑，而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对波特的理解，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考虑，尤其是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知识化的趋势来看待。波特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战略研究中的实践导向。笔者认为，从波特开始，战略研究已经确立了现实主义式的不可逆转的支配地位。那种纯粹理想化、逻辑化的战略构建，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但是，这种实践导向式的战略研究，在波特之后还有着纵向和横向的深化可能。无可讳言，波特处处表现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色，他进行战略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经济人假设，五力模型、三种战略、价值链和钻石模型，依然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式的抽象推理和建构痕迹，距离管理的实用性尚存在隔膜。所以，那些希望波特能够提供具体战略建议的公司老总，多数会失望，会觉得他讲的还是“大道理”。正因为如此，有人批评波特拘泥于经济学，并不是毫无道理。运用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学说，尤其是人本主义与和谐思想，对波特的观点进行拓展、修正和发挥，依然大有用武之地。从这点看，波特不是战略研究的终结，而是战略研究的开端。波特奠定了竞争和战略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波特不是不能批评，更不是不能超越。但是，批评必须建立在吃透波特理论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C.K.Prahalad and Gary Hamel）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后，学界已经有了“波特过时了”的声音。然而，简单地说波特已经过时，无助于证明自己比波特更前卫。在笔者看来，普拉哈拉德是从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组织学习等角度，从企业自身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论述，这种探索是极为重要的，但并没有否定波特的理论价值。作为经济学家，波特向管理领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然而，他的另一只脚，还牢牢站在经济学圈内。因为他明白，离开了经济学，自己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普拉哈拉德的努力，则是试图打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边界。还有一点容易被人们忽略，就是波特并不满足于把自己限定在经济管理领域，而是试图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对政府政策、社会问题、慈善事业乃至全人类的发展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没有这种胸怀和眼界，是技术性人才和思想家的区分之一，波特正是在这种境界上超出了普通的经济学者。他能够被德鲁克誉为“少数对管理学真正有过贡献的人物之一”，就足以说明其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