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 325003） 对于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来说，多半认为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市场中的商业行为和价格机制的研究，而他最令人叹服的成就则在于发现了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奥秘。在我个人看来，如果说牛顿因为揭示了『自然』的奥秘而成为上帝使者的话，那么，斯密则是另外一个上帝的使者，因为他揭示了『社会』的奥秘。 或许有许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这一说法，但这多半是由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思想史上众多先驱们对“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啃凿的痕迹，那么对于斯密的贡献或许才能真正洞识。 在社会分工没有进化出专业的研究者之前，思想先驱和精神领袖都尚不存在的时候，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社会之奇异的困惑，导致了一种相对幼稚而又实用的解释——创世说，即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和宗教情节。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人类那刚刚进化的认知水平在面临复杂问题时的痛苦，也有利于我们的祖先将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应付生存压力的现实行动之中。这种图腾崇拜和宗教情节的解释一直延续到人类从与自然的抗争中获取了更多的食物和更大的生存空间后，才开始再一次被提升的认知所关注。早期城邦和国家的出现，仍然是在一种神秘的宗教主义氛围中被阐释的，早期主教治国和君主论中的君权神授是当时最具权威的解释。随后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使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帝的代言人（教会和君主），一种政教分离的革命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大潮中澎涌而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观念替代了加尔文宗教主义，契约宪章、政教分离和新教伦理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的制度、宗教和文化支撑，使得社会契约论成为此后主流的解释。但大革命以来深入人心的契约论解释，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摆脱“社会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的困惑。相反，契约论的答案更像是一个对社会形成之手段和方式的揭示，而非对社会型构的动力学揭示，后者才是这一根本问题的真正答案。而现在看来，这一答案，正是来自于斯密那里。 如果我们将社会本身当做一种实存的现象来进行考察的话，认识论对某种现象产生之根源的区分是典型的“社会——自然”的二元趋法。而在这种惯用的认识论观念之中，所谓“社会的”均被等同为“人为的”。但这种狭隘的认识论趋法受早期宗教创世说和后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影响，进一步将“人为的”视作“由理性设计而成的”。传统社会趋法对于“社会何以可能”的解释的唯一进步就是将设计者从“上帝”转换成了“人”，但只要我们反思一下社会本身的复杂程度，就会发现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人脑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工程。与此对应，传统的自然趋法对于自然之认识的进步则在于将自然从“上帝的杰作”转换为“自然本身的杰作”，但是如果我们也同样反思一下自然界的复杂和奇异，也很难想象毫无智力的自然自身能够演化出如此奇异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秩序状态。 比较一下传统二元趋法在认识论和智识成果方面的进步，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将其产生从“上帝的设计品”这一观念中解脱出来，而将其归还于作品本身。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的解释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自然和社会”的话，那么后期二元趋法的解释则分别是“自然的演化产生了自然”和“人之理性创造了社会”。那么，自然演化是如何创造自然本身的呢？
牛顿力学给出的解释曾让人们一度认为人类已经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现在看来，牛顿力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仅限于封闭型的简单系统，而对于那些开放型的复杂系统则无能为力。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的推进，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自身演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它通过系统论和热力学原理揭示了系统进化的基本条件在于系统的开放性和要素的多样性，要素之间、系统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互动和介质交换是系统持续演化的基本动力。 唯理主义认为“人之理性创造社会”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谓登峰造极，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理性对制度的解释，更使这种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真实世界的秩序形态和社会现象告诉我们，没有某个单独的大脑具备从事这一复杂工程设计所需的认知能力或是理性。但是如果放弃了“设计论”，我们对“社会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答案又在何处呢？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的经典著作中，从唯理主义和进化理性的二元知识观入手，极有说服力的批判了唯理主义从事制度建构和设计的妄想和陷阱，并以进化理性主义为知识基础，建构了自己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应当说，哈耶克关于人类秩序型构的思考和成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穷尽这一问题的困惑，而是留下了一个更为艰巨的课题，那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秩序自发扩展的动力学解释”。换言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真正命题似乎正在转化为“是什么力量推动了社会自发秩序的扩展”。 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在斯密那里得到了揭示。斯密关于人类独特的商业交换行为的分析，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这一分析思路在个人主义方法论盛行的氛围中，被过渡的集中于关于个人和企业的成本－受益分析，却忽视了交换行为本身对于社会秩序型构和自发扩展的功能。这一点从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忽视可以明显得到反映。而当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展开讨伐时，他们在认识论和知识观方面的局限，使得他们的揭示仍然存在很大缺陷。旧制度主义在论证中的文学描述和自然主义特征使得他们停留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无法前行，最终将制度置入了一种无意识演化的消极悲观的解释之中；而新制度主义则由于不肯放弃理性人假设看主流阵营的地位，使得他们的解释最终停留于交易成本这一空洞的概念性思维而处境尴尬。总体而言，目今为止的制度研究仍然没有对制度型构和自发扩展的动力学解释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斯密关于交换行为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秩序型构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