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不适者灭亡是定义性的，不可能错。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土地。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必然的后果。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记录最详尽的是英国。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地盘古初开有之。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fee 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fee simple 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
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说：「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
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这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吗？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我们当然希望他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