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理论的本质是形式体系,要害不在于公理假设是否与局限条件相符合,而在于它们之间是否满足独立性、相容性和完备性(准确地讲,完备性不是直接针对公理假设来规定的,而是要求建立在这些公理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完备的,只是为了方便表达,才做出这样的表述);也不在于这个体系的逻辑结论是否与经验事实相一致,而在于从公理假设到逻辑结论的推导是否严谨可信,因此理论上,我们可以“任意”地做公理假设来构建理论,只要这些公理假设满足独立性、相容性和完备性,就能够构建出“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来。我们可以用与局限条件不相符合的公理假设构造出“内在一致的”公理体系。尽管由与局限条件不相符合的公理假设所构造出的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与经验事实一般是不一致的,但这个公理体系仍然是“内在一致的”、标准的理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人不是自利的而是利他的来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只要这个新的经济学体系能够满足独立性(准确地讲,独立性是指公理假设之间彼此是独立的,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才这样笼统地表述)、相容性和完备性,就是一个“内在一致的”、“完美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的确可以“任意”选择公理假设来构建理论,只要满足独立性、相容性和完备性,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内在一致的”。但是,这却不是说任何“内在一致的”理论都是有解释力的,都能有效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这也是说,对于实证科学来说,假设是不可以“任意”做出的。确实,实践中我们一般不会凭空构建理论,并且,当理论的逻辑结论被检验与经验事实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修改理论的公理假设,或者抛弃这个理论体系。
那么,不可以“任意”做假设,是不是就意味着理论的假设要具有现实性呢?
在弗里德曼看来,理论的实证科学性质与“有效性”同假设的现实性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一个假说能够通过极为有限的资料进行大量的‘阐述’以抽出共同而关键的因素,并能保证在这些有限的资料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预测,那么这一假说就具有重要意义。”他甚至认为,理论的重要性与它的假设的现实性之间是呈反向关系的。他清楚地讲到:“一种理论的重要性与它的假设的现实性之间几乎呈现出相反的关系。人们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假说,其假设往往是对现实的很不精确的描述。一般来说,理论越重要,其假设越不现实。不在于是否把假设描述为是现实的,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现实的,而在于理论是否做出精确的预测。”他甚至明确地指出:“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全无用处的理论。”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依赖于对经济模型的类型和作用的划分。
实际上,有两类经济模型。一类是作为理论“基准”的经济模型,一类是直接解释经济现象和行为的经济模型。关于前者的作用,钱颖一、许成钢有过精辟的论述。理论基准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挥“参照系”的功能。“参照系”不是目标模式。所谓“参照系”,是说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平台。我们把某个新的因素加入进来,利用模型所建立的既有平台做分析,然后和模型的既有结构和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观察新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了。我们以MM定理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了。我们以科斯定理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产权与效率相关的。我们以阿罗-德布鲁体系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理论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不同经济体制的经济效益不一样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参照系”是一些无关性命题。所谓无关性命题,就是一种在理想的经济环境下结果与工具或者方式或者资源配置不相关的命题。例如,MM定理、科斯定理、阿罗-德布鲁体系,都是无关性命题。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工作都是一些无关性命题。作为理论“基准”,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无关性命题。在这里,模型的前提假设可以与现实不相符,也一定与现实不相符,至少不会都与现实相符合。这些无关性命题所描述的,只是现实世界的极限状态。
由于经济世界具有连续性,极限状态本身就是对于接近极限状态之状态的一个极好描述,因此没有人否认,作为“参照系”和理论“基准”的无关性命题本身就给了我们某种直接的启示。例如,科斯定理就给予我们低交易费用情况下外部效应问题存在市场解的直接启示。不过就这些无关性命题来说,要点却不是对其直接加以应用,而是在其基础之上加约束条件找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最终得出相关性命题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张五常、谢作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批判格雷欣定律的。他们要表达的是,在理想的经济环境中,劣币和良币的收益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无关性命题。在这个无关性命题之上,加上正交易费用,或者收币的人不能拒绝付币人用劣币的支付的约束条件,总可以得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论;而加上收币的人可以拒绝付币人用劣币的支付的约束条件,又可以得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劣币驱逐良币是定律的话,那么就得承认良币驱逐劣币也是定律。而如果这样的定律真的算做定律的话,那么每一个事件都要对应一个定律的;如果经济学充斥着的是这样一些定律,那么不仅是无趣的,也是极不深刻的。
是的,重要而深刻的不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相关性命题,而是那些无关性命题。重要而深刻的不是你看到债券、股票的收益可以不等,而是你看到理论上债券和股票的收益应该是相等的;重要而深刻的不是你看到劣币的收益可以不等于良币的收益,而是你看到理论上劣币的收益应该等于良币的收益。一切经济分析归根结底都要以某个无关性命题作为起点来展开。弗里德曼讲“一般来说,理论越重要,其假设越不现实”,我们猜测,他看到和强调的可能正是那些作为“参照系”和理论“基准”的无关性命题的重要性。作为“参照系”和理论“基准”,它要建立的恰恰是无关性命题,其假设一定不能都是现实的,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要求其理论假设具有现实性。
当然,我们要知道,理论基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更多的经济模型是直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和行为的经济模型。就这类模型来说,就要求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现实世界相符合了。张五常反复讲,经济学的功能是经济解释,而经济解释的重心在于考察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在这里,张五常强调的正是假设的现实性:经济模型的假设要符合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