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从提出“注目礼”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以来，不少的朋友和老师热心探讨，提出一大批非常有见地的意见，各角度，各学科，各层面。
在这形形色色意见中，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数学化的问题，这是就“注目礼”思想体系在形式上提出的问题，我曾专门撰文回应。今天想回应一下这形形色色意见中最有争议同时也最具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对“注目礼”本身的质疑！
在“注目礼”最初抛砖时，引来的是一片不屑的眼光，人皆以为君山在开玩笑，小儿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启蒙运动”后，“注目礼”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注目”，虽然“礼”还未致。
一部分师友不承认“注目礼”，主要是因为误读、想当然、一知半解，乃至偏见与成见作祟（稍后会系统地归纳和梳理这方面的东西）；一部分师友承认“注目礼”，有的甚至表示：“注目礼”这东西谁能反驳啊，它就是常识嘛，就像吃饭一样不可怀疑！的确，与其说“注目礼”是一个概念或一个假设，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常识，只要扪胸一问，立马心知肚明。
但承认“注目礼”的部分师友还是顾虑重重，比如一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经济学博士朋友就明确提出：对“注目礼”，我丝毫也不怀疑，但我怀疑它能够支撑起一个思想体系。还有更“专业”的质疑，比如在2006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就有师友提出：“注目礼”能够挑战乃至颠覆现有经济学吗？它不就可作为一种效用或偏好纳入处理吗？潜台词就是说：既成的“经济人”模式都可以处理利他主义行为，“注目礼人”有什么大不了，还想翻天？
的确，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模式已经得到大大的扩展和完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经济人”更是焕然一新，完全不再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原始模样。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浏览一下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都能够扎扎实实地感觉到“经济人”的今非昔比。
在谈到“经济人”时，一般人都要想到自私自利。但随着“经济人”模式的拓展，自私自利也有了全新的描述，即所谓“偏好函数最大化”，人之所以自利,乃因为人的生存环境存在着资源稀缺。这超越了自私与利他的道德争论，因为偏好的具体内容,完全可根据所需分析的特定对象具体解释，甚至可根据需要把个人利益的概念拓展到对他人福利的关心,从而对利他主义行为也展开游刃有余的分析。国内研究“经济人”的权威学者杨春学先生就明确宣称：即使是在利他主义的分析领域,也无需以“道德人”来取代“经济人”——牛不牛？
在“经济人”如此牛气冲天的情势下，“注目礼人”想翻天？确实，“注目礼”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效用或偏好纳入既成的“经济人”模式。事实上，任何一种效用或偏好都可以纳入既成的“经济人”模式，只要它是属于人的。但问题是：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西方经济学当初建立“经济人”模式，其目的又何在？其意义又何有？就像数学化问题一样，如此一思考，是不是又暴露了我们很大一部分学人的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为建立“经济人”模式而建立“经济人”模式，它是为着逻辑的一致和体系的完整，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严重露馅，既缺乏逻辑的一致，更没有体系的完整。总体上讲，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系统地跟踪和描述一个产权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全部交易活动，通常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性其实十分的支离破碎，西方经济学只是狭隘而又狭隘的“经济学”。
如果说“注目礼”的思想体系有什么贡献的话，该一贡献其实不在“注目礼”——“注目礼”实际上是陈词滥调，而在于它系统地跟踪和描述了一个产权主体——“我”——在约束条件下的全部交易活动（这一点在《关于“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数学化》一文中也有论述）。也正因为这一点，“注目礼”的思想体系既属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在这里融为一体，因为它始终有一个真实的产权主体“我”！
所以，如果要说谁是谁的偏好或效用，不是“注目礼”纳入既有的“经济人”函数，而是既有的“经济人”纳入“注目礼”的函数。如关于“注目礼”的正式论文《还“我”本来面目——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中所论述的，人根本上是“注目礼人”，“经济人”是一种特殊的“注目礼人”，是“注目礼人”的一个偏好，是“注目礼人”的效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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