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全面地论述不变资本概念的科学意义。如果要那样做，势必要么大量摘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要么作全面概述。我们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分析与此有关的当前问题。
不变资本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不变资本概念仍然有重要意义吗？如果那已只是一个学述史上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在此重提这个问题。又或者，不变资本概念在当代只具有较次要的意义，那我们也不必现在专文分析。
（1）不变资本，本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积累劳动给出的范畴；而积累劳动的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未来更发达的社会，都是必然的。
（2）积累劳动是物化劳动体现为生产资料的部分；这些积累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仍然表现为社会资本的形式，它们是社会资本中的基础资本。
（3）资本价值中生产资料形态的物化劳动，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新支出的劳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4）从全社会或各生产部门整体看，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等额地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由此构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这是极重要的，是生产本身客观具有的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说史表明，不理解、不愿意承认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等额地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中，这是导致新价值创造的认识产生种种谬误的重大学术根源。
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特别关注新价值的创造问题，例如有人认为新价值是由活劳动和生产资料或积累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似乎给予了积累劳动以特殊的礼遇。另一方面，人们却想不到，在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额转移的前提下，生产资料的消耗与再生产，除了马克思已经阐明的规律，怎样探索发现新的规律。
当然，如果较全面地回顾学术史，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对与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作了探索的：a、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是否优先增长”问题；b、固定资产的较适当折旧率，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问题；c、折旧能否用于积累，能否用于扩大再生产问题。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总的讲并未取得重要的实质性进展。现在的人们，对这一类问题则是不屑一顾了。
一、消耗的生产资料成本
众多的当代经济学家们，当他们研究经济理论问题如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或者研究价值问题时，相当“现代化”的或时髦的做法，就是以或多或少有所差别的数学公式来表达。实际上，这些数学公式相同的地方或类似的地方远大于表面上的差别，几乎都是以科技因素、资本因素、劳动因素（更时髦的是以人力资本代替劳动因素）等综合函数或方程式来表达。而且，通常人们特别重视其中的科技因素的影响。——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思路，一开始就已走入了死胡同。
这就要回顾一下学术史，回顾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前试图坚持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们，几乎都善意地强调，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多么重要。——确实，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在《资本论》中，从而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甚至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这就非常荒谬了。要知道，劳动价值论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与创造，劳动价值论是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大体完成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尤其是科学的理论经济学的自然基础，也是一切有创见的应用经济学事实上的隐蔽的基础。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大发现。马克思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确实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如果停留于此，即使再加上良好的愿望，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如当今学界众多试图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们那样，原本科学的东西、原本基础性的东西，在他们手里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洞的宣讲了。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其具体的研究中，有两个几乎一刻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丢弃的概念：（1）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具体的、量化的研究，而不是空洞的宣讲。众多的人们却以为，马克思所作的具体的举例计算，只是抽象的假定。他们不理解，这样的具体的计算和分析，其实正是具体地反映着实际社会，决不是理想化的假定数值。（2）把剩余价值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特定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到了很靠后的地方才能去研究利息、企业利润、地租等从剩余价值分割出来的部分。
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甚至在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同样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活劳动从而常年劳动的客观性和历年的积累劳动的客观性，决定着社会生产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更具体的各个时点，有自己相当确定的数量界限。历史地形成的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当然是和具体的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特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似乎实际的社会生产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是一定的实物量的生产，这是极大的误解。诚然，社会生产必定是具体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一定的实物量的生产；但是，深层次的交换关系，各部分生产之间、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系，是与客观存在的生产过程中一定量劳动消耗紧相联系的，不管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代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方经济学家，当他们把科技因素、资本因素、人力资源等等看作无根本性差别的各个参与因子，以函数或多项式来表达商品价值的形成或经济的增长时，他们其实又重犯了一百多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或庸俗经济学家已经犯过的同一类错误，劳动的特殊性质因此就被遮蔽起来了，生产资料为载体的资本价值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的差别也看不见了。这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并不算什么，对于仍想坚持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们却意味着，他们本想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却因此实际已经放弃了。倒是西方出色的应用经济学家们，当他们以具体的现象形态的经济过程为研究对象时，其相当具体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以默认商品或资产的交换价值为总背景的。这就是以尺度统一的、客观的价值衡量为前提的，而决不是以主观的感受来衡量的。例如，货币政策所要调节的是金融总量，而金融总量是典型的价值量，人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价值量不可能是什么个人主观感受的效用的集合。类似地，会计学和实务会计所核算的资产额，是尺度统一的价值额，那和个人的主观感受怎样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要讲到马克思的具体研究方法。人所共知，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的表达式是c＋v＋m。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总是归结为两大方面。即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的相应部分，只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额转移的结果。作为一般规律，转移价值量既不会多于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会小于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反地，如果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消耗，看作是科技因素的作用，人们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与科技投入量相比，产出价值必定更大，这实际就已陷入了死胡同。当然，如果是指产品的实物量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这样的认识是对的。或者研究的是价值问题，但具体是指同一生产部门内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那也是对的，但是从该生产部门整体讲，事情实际是这样的：一些企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单耗额，是和另一些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单耗额相对应的。
在这一类的方法中，人力资源运用的结果就会归结为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而不是归结为劳动者消耗的全部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事实上，一旦把劳动者这个因素归结为劳动工资，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也就和活劳动失去了联系。商品的市场价值扣除工资之后，就会归结为科技等因素的作用结果。
与之截然不同，如果消耗的生产资料只是等额地转移价值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中，这就意味着，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全部消耗的活劳动凝结的结果，从而新创造的价值本身也就有了明确的数量界限。
现在我们来看应用经济学重要学科会计学和与此紧相联系的实用会计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人所共知，各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不管它们分别有怎样具体的特点，撇开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其余各种各样的支出，就是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消耗。这一点，甚至当代西方经济学也仍然知道得很清楚。在研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时，就把生产要素归结为两大类，即劳动者这个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十分重要的是，对于各个企业说来，生产资料这个要素是完全平等的、尺度统一的、以一定量货币计量的成本支出。这些成本支出必须在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中得到体现。人们可能会说，当某个企业使用了新式机器时，与仍然使用旧机器的企业相比，劳动生产率更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创造的新价值和利润额，前者将比后者更多。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要知道，这是反映着同一生产部门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企业之间因物质基础和劳动者能力重大差别导致经济效益的差别，乃是必然的事。优秀企业和后进企业的存在与运营实际是互为条件的。这还只是指出了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却不是事情的全部。同一生产部门内因机器、技术等装备水平的重大差别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基础上，各个企业人均创造的新价值和人均创利量的差别，还说明，无论那一时点，某个生产部门事实上必然会形成一个平均数。还不止如此，生产资料产品对于各个企业说来，作为既定的市场价格可以说是接近相等的成本价格。也就是，不管企业购入的生产设备的先进程度怎样，也不管企业还购进了什么样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需要它们的企业的成本价格，是平等的、尺度统一的量。这实际已经表明，无论从各个生产部门整体讲，还是从各个企业的角度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了与之相联系的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的相应部分。作为正常生产所必须的成本支出，既不会多也不会少，必须等额地由商品价值的相应部分来补偿。但是，仔细讲来，作为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只有对各个生产部门整体才是等额转移的，这还须假定供需关系也是平衡的。某个企业，除非它的生产资料消耗水平就等于社会的平均量，情况才会如此。与之不同，高于某行业平均消耗水平或低于平均消耗水平的企业，其结果，或者消耗的生产资料不能全部为社会所承认，或者将额外地得利。这两部分企业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因此而获益或因而不能全部实现补偿的量，实际是互为条件、互相抵补的。社会在各个时点生产一定量某种商品的平均消耗水平，就隐蔽地反映着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消耗的活劳动成本
再来看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外的成本。粗粗一看，其余的成本就是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成本。的确，从企业的财务支出的角度讲，这样的理解并不能说错。但是，从深层次看，这并不是企业生产商品时除生产资料消耗之外的真正的成本消耗。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从实际生产过程的角度讲，企业生产商品时的消耗，除了相应的生产资料的消耗外，就是劳动者新支出的劳动——请注意，是劳动者支出的全部活劳动，而不是一部分活劳动。至于企业所支付的工资，不管企业实际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究竟是多少，例如与其他企业相比或与社会平均数相比支付的工资是较高还是较低，都是没有关系的。企业生产商品时真正支出的除消耗的生产资料包含的过去劳动，就是劳动者新支出的劳动。很明显，就如某个生产部门，生产某种商品时，各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消耗率有高有低一样，与此相匹配的各个企业的活劳动的消耗量也必然有多有少；但对于各个生产部门整体讲，也必然在事实上会综合成该生产部门的平均消耗水平。正是这样客观存在的生产各种商品时的物化劳动消耗量和活劳动消耗量，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的大小。这是商品的价格所围绕变化的轴心，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的消耗量。
对于我们这样的分析，人们可能立即会提出种种疑问。其中看似相当有力的一点是：对于企业说来，它所支出的是劳动工资，因而劳动工资才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而不是活劳动消耗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承认，只是从企业成本消耗的角度讲，这样的反诘无疑有其正当理由；但是，如果不是局限于企业的成本支出，而是着眼于实际生产过程，来观察生产商品时的实际消耗，问题的性质就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工资的支付虽然是表现为企业的成本支出的一部分，但其实，企业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并非是商品生产本身，而是体现着企业的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如果是独立的个人商品生产者，他为生产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只有两类支出：从市场购入并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者的直接劳动。就如我们从当今中国的个体生产者身上所看到的，一年劳作下来，他会向亲朋好友说，刨开经营上的各种开销，今年他赚了5万元。这个5万元是他的净所得。即使他此时想象，如给别人打工，他大约有1万元工资收入，他会把1万元作为自己个体生产的收入底线，但他不会把5万元中的1万元看作是搞个体经营时应向自己支付的工资成本。很明白，对于这个独立商品生产者说来，是他在生产过程中要支出一定量的劳动，例如他每个工作日需劳动9小时、7小时等等，这就是他的真实支出的一部分。接着，这个独立生产者以自己所生产的商品与社会进行交换。同样很明白，交换的商品价值的基础是生产商品时消耗的物化劳动（相应的生产资料的消耗），和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活劳动消耗。
因此很明白，如果从生产商品的实际消耗看——和企业的成本支出就有十分重要的差别——那么，扣除了生产这些商品时所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外，企业销售的商品的市场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该企业的劳动者的活劳动消耗的体现。商品的市场价值（价格）表示着，该企业的全部劳动消耗实际被社会承认了多少，其中生产资料的消耗是如此，活劳动的消耗同样如此。
生产资料的消耗被社会所承认，会计实务已经相当明白地显示出来了。这是尺度统一的价值量，而不是科技因素的作用有多大之类。后者看似时髦，其实却是走入了歧途。就成本消耗的这一方面讲，只能是原料、能源、其它辅助材料消耗了多少（金额），折旧是多少。这个看似土气十足的会计方法，正是这一部分成本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的客观反映。
对于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全部活劳动消耗的体现，即是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现在的人们大都难以理解。因为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企业的工资成本。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已经知道，如果观察商品的实际生产过程，那就十分明白，除生产资料消耗之外，就只有活劳动的消耗了。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商品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是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决非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怎样之类。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表达式c＋v＋m。把这个表达式加以扩展，将全社会的总产品分成生产资料产品和消费品两大类，即Ιc＋v＋m，IIc＋v＋m。人所共知，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表达式，这个表达式实际是从商品价值的表达式扩展而来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商品价值表达式c＋v＋m，反映着商品生产的本质特点。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地指出，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表达式和社会再生产表达式，就其所反映的基本原理讲，是商品生产为主导的社会里——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本质特征的体现。其实还不仅如此，科学上天分极高的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的评论中就已指出：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会有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关系，还有积累。
这是因为，即使社会产品自然地消去了商品形式，但是只要是社会产品，为生产它们就总是要消耗相应数量的劳动。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只是社会劳动消耗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唯一的社会形式。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价值实体是劳动，是凝固的劳动。因此，价值其实是一切社会产品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形式。
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表达式，自然同样可以看到，全社会的商品价值，也分成两大部分，即一部分是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部分是新支出的活劳动凝固而成的价值。而新价值分成相等于劳动者工资的部分和剩余价值部分，也是客观事实的本质反映。除了某些方面的局限之外，当代社会的国民生产净值统计，已相当好地表示着这一点。生产税净额加上营业盈余就是总利润，再加上劳动者报酬就是全部新创造价值；而营业盈余或企业利润本来就是与企业的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折旧加上所谓中间消耗（原材料、辅助材料包括能源的消耗），就是全部生产资料的消耗。
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属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绕过的，但也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经济学当然是要继续发展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也要继续发展。但是当代众多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基本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生产问题的研究，——以投资品名义所涉及的生产资料生产问题、对储蓄与投资问题的研究，更大程度上也是看重对当前生产与经营相当要紧的人们投资意愿一类问题，事实上往往放弃了对经济的基本规律的探寻。
三、商品的价值向生产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转化
商品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变，这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是必然的。事实上，在现实社会里，各社会主体作为相关交易的利益当事人，所接受的只能是商品的价格，旁观者或研究者直接看到的也只能是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商品的价值。正是这种直接可见的、可感受到的现象形态，使众多的人们或者企图直接由商品的价格推导出商品的价值，或者直接就把商品的价格等同于商品的价值。这就使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因为，影响商品价格的，除了生产商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量，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在实际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正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某种（各种）商品的实际价格偏离其反映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消耗状况的商品价值。因此，对商品的价格偏离其价值的各个因素分别地予以说明，是自然的选择。而从共同的特征讲，无论那一种影响商品的价格偏离其价值的因素，分析的出发点只能是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价格。其实这是容易理解的，所谓偏离，总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基础。这在现实社会里，是说，持续推移的生产过程中，已经生产出来的、客观地存在的一定量的商品价值，总是一个前提，然后才是与商品的实际价值相偏离的商品价格。当然在实际上，商品的价值与商品的价格，必然是相伴相生的；也正是这样的相伴相生，使研究者陷入难以分清谁是原生谁是变形的困境。但是，如果不能分辨出那一个是基础，那也就无所谓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了。确实，也有许多人放弃了对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区分，直接地把两者等同起来。不过，无论谁，要想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又且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而不是各门应用经济学，价值问题还是无法绕开。说到各门应用经济学，不管人们嘴上怎么硬，其实，悄然而立的基础，并不是效用价值论，而是不讲情面、尺度统一的社会劳动耗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研究过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单从计算方法讲，并不存在重大的困难，困难之处首先还是对价值的理解问题。但在此有几点略作说明。
（1）一般地，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以理解为企业从市场购入的生产资料商品价值，它们将等额地转移到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中，
（2）要撇开供需不平衡或供需关系变化对商品交易价格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也是重要的，但要分别地进行研究。
（3）从当代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程度是有差异的，工资水平也有高低。所以在作计算时，对剩余价值率的取值范围，有较大的余地。
张忠任认为，阐明商品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成本价格的生产价格化以后，‘总计一致2命题’（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是否能够同时成立。”（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第213页）。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阐明问题的性质入手。
（1）不论把问题限定于某个具体国家，还是联系程度已经相当紧密的全球经济，在社会生产持续的推移中，一定量的商品总价值事实上总是被生产出来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的前提。不管什么原因引起交易的商品价格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其实际的价值，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2）所谓商品的价格，本质上就是商品的市场交易价格。归根结底，商品是在和商品进行交换，通常是不同种类的商品进行着交换，——特殊情况下，相同品种的商品进行交换，也不会使问题的性质发生变化，因为交换双方的最终目标都是商品。商品的卖与买的分离、货币职能的相对独立化，不会改变这一点。这意味着，在商品的交易过程中，某种交易商品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必定是与另一种或另几种交易的商品价格低于其实际价值互相对应、抵消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3）不同的生产部门，与劳动者提供的剩余价值相比，占用的资本量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同量资本占取同量利润的社会总趋势，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但从商品价格偏离其实际价值多种多样的实际原因来看，生产价格偏离商品的实际价值，只是引起商品价格偏离商品价值的一个原因。商品价格偏离商品价值所造成结果的共同特点是，除了土地所有权等非劳动产品的价格问题，商品的价值偏离其价值，在总量上必定仍是相等和抵消的。因为，（1）、（2）两点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总量相等的必然性。讲到张忠任的分析和计算，例子还是用张忠任引自马克思《资本论》五个生产部门的数值。
各部门的剩余价值与产品价值
张忠任的转形计算结果:
从结果来看，这样的计算确是做到了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缺陷：转形以后的资本有机构成略大于转形之前的资本有机构成。
或许以为，这是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之后必然会产生的计算结果。其实不然。因为，无论就那一个生产部门讲，确实，未转形之前的成本价格由于未生产价格化，所以这些资本的市场价格也必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偏离其价值的；但无论那一个生产部门，构成资本的商品多种多样，实际情况必定是，其中有的资本商品的价格大于其实际价值量，有的资本商品的价格小于其实际价值。因而这种资本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实际价值，很大程度上必定是在该生产部门内部互相抵消的。就每个生产部门讲，最终会有一个总的结果：或是资本价格总额大于其实际价值总额，或是资本价格总额小于其实际价值总额。对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也是如此。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某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之后，资本有机构成一定是提高的或一定是降低的。张忠任的本例转形计算结果，五个生产部门即全部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提高了，虽然提高的量并不算大。对此，难以说明理由。
那么，如果把所有的生产部门都考虑进去，成本价格都生产价格化之后，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未转形之前相比，有无规律可寻呢？如张忠任已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的这个修改了的意义。”马克思随后指出：“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资本论》第三卷184、185页）在此必须指出，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之后，如果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有所提高，那么，这种提高部分地会被别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有所降低所抵消。——生产资料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种类的生产资料商品进行交换的。一般讲，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
我们并没有说，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之后，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量会相互之间全部抵消。单就资本有机构成而论，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重工业人均占用的资本量最大，而重工业的大部分属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其资本有机构成自然相应较高，重工业和以重工业产品为主的成本价格中，剩余价值是流进的；与之相反，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就较低，剩余价值是流出的。这说明，如果真的把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V和M将有所增大，而C将相应减少，所以从这一点讲，资本有机构成会有所降低。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影响问题的性质。就如张忠任的例子已经表明的，当资本有机构成总体上和原来相比有所差异时，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利润总量），仍然会按各生产部门占用的资本额按比例进行分配，而这正是生产价格的本义。
从更接近实际经济现实的角度看，其他种种原因特别是供需关系不平衡也会造成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价值。由此往往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影响。但这也不会影响全社会劳动产品的交易价格总额等于商品价值总额。
正是这种种原因，实际上并无必要对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而且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事实上也无从确切地把成本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其原因不是采用的数学方法有问题，而是事情的性质如此。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从而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现实的社会资本的要求。因此，对于资本的所有者说来，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就是资本价值的客观基础。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商品价值总额则是基本的事实。
因此，对生产价格的分析，马克思所采用的数学方法是恰当的方法，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全社会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中，利润（剩余价值）总额是按各生产部门占用的资本额按比例进行分配，即一般趋势是同量资本占取同量利润。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总额，不会因各个交易者的获利量有种种差异而发生变化，利润率的平均化也不会使利润总量发生变化。
持续推移着的社会生产，必然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科学的理论分析也必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分析实际是动态分析而不是静态分析；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包含了技术条件的动态变化。但这些情况，并不会使生产价格问题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点正好和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并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来计算，而是由再生产同一商品平均所需的活劳动量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614页）实际情况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必然地包含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包括技术变化因素。而且商品的价值实际是不断地处于变动之中。另一方面，引起商品价格偏离商品价值的量也是动态的。
与此相联系，资本的有机构成首先是一个时点指标，是每个确定的时点确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当然，也可以近似地求得某一时期如某个年份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与之不同，年产品的价值、新创造价值或其中的剩余价值总额，就是一个期间指标。因此，以有机构成表示的资本量，与在此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价值（商品价格总额）、剩余价值总额（平均化的利润）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
生产价格的计算，用初等数学已经足够。我们也举一个例子，为了更接近实际情况，下表中各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均有差异。
六个生产部门综合而成的生产价格
表中平均利润的计算方法是，以各生产部门的资本额占全部生产部门总资本额的比例，决定该生产部门占取的平均利润。至于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从性质上讲，并不会影响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但全社会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就是在此基础上汇合而成的。
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重大差异是导致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根本原因。这个已由马克思阐明的理论，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同量资本占取同量利润的总趋势。但是，占取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社会资本，究竟是表现为怎样的社会形态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本文不能对此加以讨论了，我们将在其他地方作详细研究。
四、新价值的创造与企业资本的积累
可以从实用会计或会计准则角度来看价值问题。如人们所熟知的，撇开币值的变化，或者采用了消除通胀因素的会计方法之后，企业以货币资金表示的资产额的变化，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严酷的衡量尺子。一旦经营失败、资不抵债，意味着该企业破产。企业占用的各种生产资料，只是企业资本的物质或非物质载体。随着生产过程的推移，生产资料的技术水平要有相应的变化，才能承担起资本载体的职能。——价值特征由此显露无遗，那不是尺度划一的抽象劳动的凝结又会是什么呢？由此实际也证明着，不可能由商品的效用特性、不可能由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特性决定资本价值额的大小。
由此也已经看到，生产资料为载体的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多么具体地受到新创造价值量的制约。各国的实践则不断地证明着，和社会生产劳动者总数相联系、和劳动者的总劳动时间相联系，每年新创造价值的增加实际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如果只是着眼于产品实物量的增长或变化，所呈现的就是另一种面貌了。
正是沿着产品实物量或货币价值额炫目增长的表面化的路径，众多的学者和大众以为，资本、物质技术条件、劳动者共同创造新价值。并且认为在科技迅速进步的当代社会，前两个因素越益重要。且不说资本与物质技术条件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如果制约着各个企业生产过程的，只是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特性，那么生产和经营从而各个企业的资本总额的增加，会是多么容易的事啊！但世上那里会有这样的好事呢？
相反地，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计学及会计实务，更具体地如企业破产制度，都证明着价值和价值衡量的客观性质，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真正被社会承认为产品，都决不是无条件的，社会都必定有和自己的具体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特殊的判别机制、衡量机制。而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里，交换价值形式就是企业等生产单位的劳动成果被社会承认为社会产品，从而，它们的劳动消耗在相应的程度上得到承认必然的社会形式。
从各个企业具体的会计财务看，这是怎样在衡量的呢？这就是各个企业的盈利状况和用于积累的量。对于后一个方面，从全社会来看，就是统计实务中全部生产单位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加上当年存货净增加额。
现当代社会，当年新创造价值的其余部分即用于消费部分，与积累互相制约人所共知，积累额的大小也映照出消费额的大小。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既然归根结底，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以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同样地，社会用于消费的新创造价值部分的实现，从而全部新创造价值的实现，就是以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
当讲到社会生产的平均条件，反过来讲也就是，对现实存在着的同一生产部门中生产条件有或大或小差异的各个企业的状况作平均计算，把它们看作无差别的整体。也就是，平均看待的某个生产部门，本来就是以该部门各个企业必然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前提的，不然的话，又何来平均？因此，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差别、劳动者技术能力的差别相联系，各个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量，必然有或大或小的差别。
与此相联系，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有两类方法。大多数情况下，当把某个生产部门看作一个整体，或者把全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时，通常就要撇开同一生产部门内各个企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别。这是第一类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对许多基础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时，只有撇开这一类差别，才能使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的特征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二类方法，就是要注重同一生产部门内各个企业或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差别。
这两类方法的使用，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的经济学问题的要求。一般讲，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第一类方法采用得更多些。这是必须的。但《资本论》也并非只采用第一类方法，生产价格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使用第二类方法，但人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地租问题的研究主要也是使用第二类方法。
2007-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