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追溯过往，你认为哪些事情和经历对你以后的思考、工作和生活产生了较大启示？ 曾文祺：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来大陆重新开始，由一个人变成几百个人；其次就是来明基，做全球光驱产品经理，在全球跑了两年多，可以去和IBM、HP谈生意，使我有机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格局的人，一个有国际观的人；第三，再往前推两年，就是在一家日本公司，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台湾人一下班就跑光了，而日本人却像蚂蚁一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种敬业精神。 我很幸运，有这么多文化形态冲击过我的大脑。这几十年下来，每两年一个单位，每次转折都是一次文化冲击，获得很多文化的积累，让我融入了很多不同的东西。记者：在选人才时，你特别注重什么？曾文祺：我不会刻意要求聪明、成绩、专业，这些只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我们在全国50所重点大学中选择，这一点不会有多大偏差。北大、清华学生往往头上盖着一道光环，这是我们不欣赏的。我们特别看重的是一种具有平实心态、空杯心态、海绵心态和学徒心态的人，这些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成长潜力，接下来要看这个人，是更看重自己的进步、学习，还是更在乎工作地点以及薪水，而我要的是那种“志在四方”的人。aihuau.com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态度？曾文祺：是的，如果态度不对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如果庖丁态度很浮躁，对付牛的时候光想把它杀掉，“我是屠夫，我想杀牛，”那你就一定很辛苦，你就学不到，你的刀就天天要磨。可是你态度上很平稳，就能够看到牛的经脉。我觉得态度强烈影响一个人的能力。一个态度不好的人，即使培养出来也不是英雄，而是枭雄或奸雄。而我要（把这点）教会所有员工，让自己心安理得去做事。记者：你如何看待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价值？曾文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些沦为“大败局”的企业中，一定有相当部分，是因为内心没有很深的道德感。正如美国人在当年开发西部的时候，遇到一大堆土地，一大堆没人、没有法律规范的疆界，一些具有很强内心规范力量的人，诸如一些“清教徒”式的创业者，他们开疆辟土，成就了事业；而另外一批内心道德感很差的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时候，文化、价值观也对他们没有约束力，结果就沦为盗匪。同样道理，国内很多企业在规则不完善的开放背景下，沦为了“大败局”。 当我代表企业来大陆开拓生意的时候，如果没有清教徒般的道德约束力，几乎想怎样做都可以，比如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经销权给你，收5%的回扣，公司没人管我，那你可以做大，我也可以有钱赚，也没人知道。就像很多在海外的中资企业一样，出事原因几乎千篇一律如此。然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的任何判断，任何行为，都要求非常专业，做到可持续发展，思想堡垒没有一个空隙，所以我没有走向“大败局”。记者：请谈一谈你在明基施行的“企业生态学”曾文祺：我打个比方，说说红木和泡桐。泡桐长得快，可是质地稀松，不适合做家具；红木长得慢，可是它很扎实，很密实，做家具非常好，所以红木比较贵，泡桐便宜。我经营人才时，心里就有红木、泡桐的概念。 大自然给人的启示太多了。春天该播种，夏天该锄草，秋天该收获。我们经营企业也有旺季和淡季，淡季来时，就该储粮。所以，在五六月销售工作的处于淡季时，我们就着手做培训工作，来应付七月的挑战，这也符合大自然季节的更替。我的把握度、自信心来自与大自然的融合，顺势而做，结果就比较好。我在向大自然学习，再回头来看销售怎么做，市场怎么打，就感觉那些东西变成很肤浅表象了，其实表象是“这里长着一棵树”，而这个不重要，土壤才比较重要。“企业生态学”关乎企业竞争力，把这个做好了，自然而然就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