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又到了。我有两个重要因素激发我关注劳动问题：其一是，在世界上拥有最多劳动力的国家，从一个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国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再是一种计划产品而成为个人拥有的劳动力商品。其二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随着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壮大，劳动力特别是复杂劳动成为能够与物质资本平等对话的劳动力资本的现实性显现。 我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劳动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理解，也许是看似抽象实为具体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有了正确的理论解读，才可能在政策制订与实行，在对待当前分配问题，特别是在对待农民工等等问题上有一个清醒的方法论认识。 经济学家说，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是人的本质。但是，人们看到，动物似 乎也在“劳动”：鸟构巢，猿击石，水獭围堰，蜘蛛结网，蚂蚁筑窝，蜜蜂建蜂房，猩猩制造工具[1]，等等。这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难道上述命题令人怀疑吗？打消怀疑的有效办法，莫过于引导人们沿理论之径拾级而上，穿过表象迷雾，洞悉事物内存本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是劳动，是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劳动，而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的一般活动。几乎可以说，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在活动着，以获取自然物，维持自身的生命。植物靠吸收水分、养料、阳光和空气而生长；动物以摄取植物或捕捉其他动物为生；人当然不用说了[2]。总之，生物所以作为生存着的、有生命的物，就在于都系于“大地”之脐带上，就在于都活动于与自然的关系之中。 然而，在众生物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中，差别自内在发生：植物和动物的活动区别是诸常识中最普遍的常识。就人和动物来讲，首先，人的劳动以自身的能动或主动活动来起引、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外部自然和人身广义的物质变换活动。这里，人改造着自然，自然也改造了人。而动物最多不过是达尔文所揭示的被动地适应自然而进行的活动[3]。其次，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而动物的“劳动”不过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本能活动的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不是后天学得的；它是一种受到特殊刺激而反射出的相对固定不变的活动能力。每种动物的特殊“劳动”方式，都是长期适应自然而获得的。这种获得性通过基因遗传于下一代。[4]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就个体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就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许多万年的努力，手和脚才逐渐分化，直立行走才最后确定下来，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动物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5]。当然，在人类开始分化的太古时代，“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6]。人类劳动不同于本能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劳动得到的结果，在其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了[7]。这个目的是他预先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8]。再次，人类劳动具有创造性，而动物的活动只具有获得性。人类劳动的创造性，从其量的发展来讲具有增殖特点，可以成几何级数地向前发展。从其质的发展来讲具有质变特点：从只身劳动到利用工具，即利用积累、物化劳动来进行劳动；从简单的综合劳动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以及劳动的进一步分工；不断地创造出劳动产品，等等。而动物的获得性“劳动”，在其量上，纵令天然条件丰裕，也不会超出自身生存需要；而在质上，只能是简单重复式的劳动。现在老鼠打洞的本领也许比之上古时代的老鼠要高明一些，但当今世界最笨的劳动者使用工具的本领比之新石器时代的人，恐怕其差别则不可比拟了。再其次，人类劳动摆脱了本能形式后，愈渐具有多层次性。而动物只能是简单的直接的“劳动”。[9]比如粮食，一种方法可以是刀耕火种，靠天打粮。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拖拉机、施用化肥、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创办农学院培养农业技术干部等等。围绕这些劳动又派生出其他一些劳动部门，从而派生出另外一些劳动，诸如开矿、建筑、发电、制造机器等等。依次类推，便会形成多层次性的劳动。当然这些劳动一旦出现就相互交错，人们也就互相交换其劳动了。几乎不用实例都会认为，第一种劳动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第二种劳动方法的结果与之相比大得不可比拟。最后，人类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整体性或相依性，并一直相互交换着各自的劳动；或如费尔巴哈所说，人们是相互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10]。而动物的谋生活动，一开始就是“各自为战”。即使在一群集体生活的蜜蜂或蚂蚁“家庭”中，它们只生产着同一种东西，也不存在与别群同类相互交换其活动的现象；在不同类的动物中，更不存在相互交换其活动的现象。[11]上面我们讨论了专属人类劳动的五个基本特点，即劳动的能动性或主动性、自觉的有目的的性、创造性、多层次性和互依性。使得人类劳动具有上述特点的是人的大脑[12]，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重要职能，如思维和语言。这样，人的劳动就有与动物活动不同的指挥机制：语言思维能力。象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类人猿的生理结构并非完全不适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类人猿有四只手，并且有上下肢对称的拇指。人类优势的地方不在于此，而在于人的大脑各部分相对增加，尤其是大脑的前部和顶部显著增大，这使得人类能够进行事先经过思考而不是受本能支配的劳动。[13]虽然人类劳动是由思维智能指挥的，但人类本身又是这种劳动的特别产物。“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14] 对于劳动本质的思考，人类的智力对它已做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最早觉察出人类劳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本质之点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博学家，称人类劳动为“理性劳动”。他说：“的确，艺术就在于：在要制造的产品还没有变成实体之前，就已有了关于它的概念。”[15]这一天才的见识一直为后人所接受。众所周知，马克思就曾将人类劳动的有目的性作为其本质特征之一。在近现代，人们继续坚持此说[16]。 劳动是专属人类的，但劳动决非是人成为人而骤然具有的。劳动有其自己的发生史。长期以来困绕着理论界的一个难题是：既然劳动是专属人类的，那么是什么力量使猿变为人？如在猿成为人之前就有劳动，那劳动岂能说专属人类？[17]这是一个类似“鸡蛋孰先”式的老问题。其实，劳动的发生史与人类起源史是同步的。如同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变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样[18]，猿在多大程度上变为人，动物的谋生活动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劳动。专属人类的劳动是由动物的谋生活动转化而来的。但事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通过中介而发展变化的过程；人类的起源和劳动的发生过程自然也不例外。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用崭新的理论解释了生物界的进化发展。该书虽未直接研究人类起源，但书的末尾预示，进化理论的光芒“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19]。果然，1868年出现了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海克儿的《自然创造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1871年，达尔文本人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问世，系统地论证了人类的物种起源及其在生物界中的位置，指出由猿变人的看法。但猿如何变为人的问题，他并没有解决。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对由猿转变为人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指出，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存在着“过度期间的生物”[20]。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成就证实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科学性。猿决不可能一下子变为人，在漫长的年代中必然经历亦猿亦人的许多中间环节[21]。根据古生物学的材料证明，约在五千万年之前，出现了半猿；约在三千五百万年前，出现了最古的低等猿类；约在一千五百万年前，出现了森林古猿（Dryopithecus）；之后又出现了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22]。与过度期间的生物相适应，是介乎动物谋生活动和人类劳动之间“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23]。我们将其简称为“本能劳动”。试将上述几者关系图示如下： 猿——————→过渡生物——————→人 谋生活动———→本能劳动——————→劳动 图1－1劳动的发生 但是，即令发展到人的阶段，人本身亦有一个发展过程：猿人→古人→新人→现代人；因而劳动本身亦有个发展过程。所以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美更加多方面。”[24] 对任何事物下定义，都不可能概括出它的全部规定，因而都不免失之片面；但任何科学的定义，却都能概括出某一事物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将劳动定义为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25]。在进一步论述中，他便将劳动的本质规定一一指出。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这是就其最广泛、最一般意义来讲的。劳动力的使用，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所以，马克思实际上定义的是广义劳动。而狭义劳动，是指人类从事的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或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当作“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26]。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将广义劳动和狭义劳动相区分，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广义劳动，是作为一个全面人所从事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动；而狭义劳动是从人的活动中分化出来的。最初，人的经济活动包括在他整个活动之中。或者说后来由以发展的各种活动（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体育的等等）最初都是统一的。后来经济活动分化出来，成为某一些人或劳动者的某部分时间的专门职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劳动是狭义的劳动，是人的经济活动；而对狭义劳动以外的人的活动，只在经济学意义上作考察。在以下的论述中，凡是狭义劳动，都简称为劳动。 劳动在最初是作为一个原始统一体；随着劳动的发展，它便被分门别类。劳动就其存在的形式来讲，分为活劳动（或流动劳动）和物化劳动（或死劳动）。劳动就其创造的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特点方面来讲，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劳动就其发挥的特点来讲，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就其在生产中实现的社会性质来讲，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劳动就其产品的不同使用价值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分为Ⅰ部类劳动和Ⅱ部类劳动。毫无疑问，在劳动每一种分类中都有进一步的分解，因而每一类都形成多层次的分类结构。上述各类，是从劳动的一定角度、一定特征出发而得出的，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讲，都有其独立的不可互换的意义，因而不能说，哪一种分类是正确的，哪一种分类是错误的。 劳动范畴，至今已成为许多学科考察的对象。但当作政治经济学范畴来考察的劳动，是劳动的社会关系，即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中彼此的关系[27]；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考察劳动的自然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目的，而是以考察劳动的社会方面，即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就是对劳动作社会方面的考察。进一步讲，它也不是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等角度进行考察，而是从经济学角度即劳动的社会生产形式、劳动的社会生产结构方面进行考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范畴表达的劳动关系，正是替人作为生产劳动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生产劳动关系找到了一种抽象表现。[28]当我们研究劳动的本质关系的时候，研究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29]。劳动在整个社会生活史中，作为一定社会形态的劳动，将表达复杂、丰富的具体生产关系。劳动在量上只是劳动力输出量的体现，劳动又最终物化在产品上。这三者之间都是正比例关系。所以，对劳动的计量就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量的大小；二是用产品量的多少来计量劳动量的大小。其实，计算产品量不过是计算劳动时间长度的转化罢了。这样，劳动的尺度便归结为劳动时间。 至此，我们对劳动范畴本身分别作了简要考察。现在将综合地讨论一下劳动在经济体系或者说在经济运动中的地位。首先，劳动创造了人自身[30]。恩格斯曾详尽地论述过这一观点。他令人信服地分析指出：在劳动中手和脚相分工；也正是由于劳动，手才达到高度完善的程度。人的语言也是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而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促使猿的脑髓逐渐地变为人的脑髓。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愈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以前，经过了几十万年[31]，但人类社会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正是劳动。恩格斯还指出：“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32]其次，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宛如一支奥妙无穷的神手，简直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自然界提供的材料一经劳动，便变为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具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都将视为财富的本质。[33]甚至带着庸俗色彩的经济学家沙·加尼尔也出发了“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劳动的恩惠”[34]的感叹。再次，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生活必需的财富，而且由此改造了客观世界和人类主观世界，最终创造了社会。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5]。总之，劳动是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原动力、最终原因[36]，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块基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曾将劳动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对此，马克思评论道：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37]。几乎可以说，已经出现和还将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归根到底，都有赖于人类劳动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特征[38]。 [1]英国女科学家珍妮·古多尔，在坦桑尼亚贡贝自然保护区，对猩猩的长期观察发现，黑猩猩不仅能使用工具，还能修整和改变工具。更有趣的是，黑猩猩利用加工树枝钓食白蚁；将树叶嚼成海绵状，以其吮吸空隙里的水。于是，珍妮·古多尔写道：“黑猩猩制造工具”；在捕猎时，它们“表现出了协同行动，特有的合作的萌芽”。也许这位科学家对自己的结论不甚有把握，她有时谨慎地给“制造工具”加以限制词：“粗略地制造工具”，“原始的制造工具”。（参见珍妮·古多尔：《黑猩猩在召唤》，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114、233页）。 [2]人们常常容易忽略植物摄取食物的活动。其实，在植物界，这种活动也是千奇百怪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有一种叫“奠柏”的树，长着许多长长的枝条，拖到地上，当人和动物一不小心碰着了它，所有枝条便向人和动物伸来，紧紧地缠住。同时树上分泌一种胶液，牢牢地把人粘住、勒死，直到腐烂，最后为它吸收。这是贫瘠的土壤造就这种树的“本领”。在澳大利亚酷旱的沙漠，生长着一种“瓶树”，树干像大瓶子，直径达数米，一棵树在雨天最多可集水40－60公升，以便在长期的干旱中维持生命。这是干旱造就这种树的“本领”。（参见崔海宫、乔虹：《世界趣闻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3]人类涉足全世界各个角落，甚至雄心勃勃地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在地球上他们到处改造自然，定居生活。而动物只被动地、适应性地生活着。大象出没于热带树林，那里不见老虎的踪影；企鹅骄傲地伫立于北冰洋，其它鸟类却不敢去分享那里的酷寒；大雁南来北往，斑马不断地奔驰……。这一切都说明，动物只能去适应自然。对此，波兰的兰格写道：“大多数动物直接利用周围的自然界，而不是使自然界适应自己的需要。在这种所谓动物世界里，如在赤蚁和白蚁的社会里，使环境适应于生活需要……是在不自觉的、本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页）。 [4]“南非的莺鸟，用柴草筑成复杂的鸟巢，鸟巢的底部是用马鬃编织的，把一对莺鸟同它们的伙伴隔开，让它们在喀那利草丛里繁殖五代，并使它们得不到通常使用的筑巢材料。在第六代，它们仍然不自由，但是可以得到适当的材料，它们就能筑一个巢，马鬃的编织部分也很完善”（肯尼思·Ｐ·奥克利：《作为人类财产的技术》。《技术史》第1卷，1954年纽约与伦敦版，第2-3页）。 [5]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哈里·布雷弗曼说：人类“在进化的早期可能有的任何本能式的劳动，早已萎缩了”（《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页）。 [7]“制造各种合乎标准的工具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一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果的形象。”（肯尼思·Ｐ·奥克利：《作为人类财产的技术》。《技术史》第1卷，1954年纽约与伦敦版，第27页）。 [8]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9]庞巴维克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首举取水，次举建筑，再举造眼镜诸例来说明：“用迂回方法生产财货所得到的结果，比直接生产它们为大．……用间接的方法可以等量劳动得到较大的成果，或是用较少的劳动得到同样的成果。除此而外，间接方法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它是能够获得某些财货的唯一方法”（《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56页）。 [1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页。 [11]马克思说：“不可能发生大象为老鼠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例如，一窝蜜蜂实质上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上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5页）。 [12]沃什伯恩写道：“大脑普遍增大很重要，但是大脑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增大得更多。如大脑皮层功能图所表现的那样，人的感觉运动皮质增大不等于猿类的感觉运动皮质的增大。人手尤其是拇指感觉运动区特别大，这是熟练地运用双手成为可能的结构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他皮质区来说，同样如此，猿类的大部分皮质仍然起运动和感觉作用。在人身上，最发达的是那些接近中枢的地区。这些地区同技巧、记忆力、预见和语言有关；也就是说，同那种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智力有关。”（《工具与人类进化》，《美国科学》1969年9月号，第71-73页）。 [13]参见哈里·布雪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9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15]转引自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3页。 [16]例如保罗·瓦莱里写道：“人进行活动；他把力量用在一种在他本身以外的资料上；他使他的各种动作脱离其物质的基础结构；他对这点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他在进行活动以前就能想出他的各种动作，并使他们互相协调；他能给自己规定各种各样的任务，并能适应许多不同的资料。……从思想到形成他的模型，每时每刻都把他想做的事情变成他能做的事情，把他能做的事情变成他能完成的事情。”（《论艺术》，1959年法兰克福版，第69页）。 [17]参见朱祖霞：《论劳动与人类及其意识形成的关系》，《哲学研究》1982年第7期。 [1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5页。 [19]达尔文：《物种起源》，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93页。 [20]《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21]“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体——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么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很少……。但是，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一物体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用这一思想可以认识猿与人的关系。 [22]参见郭学聪：《达尔文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2－265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24]《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劳动决非消极地适应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这里只是为了当前论题的需要。暂未涉及劳动在创造人方面的作用。
[2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26]《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马克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物”是指物质产品，因为他抽去了精神生产劳动，只是研究物质生产劳动。本书研究的生产劳动既包括物质的又包括精神的，所以应合乎规律地将“自然物”理解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称。我以为下述定义是恰当的：“劳动是人类创造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目的的活动。”（H．А．伊万诺夫、Г．И．麦奇科夫斯基主编：《劳动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页）。 [27]列宁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的不是劳动，而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是人们参加社会劳动方面彼此的关系。”（《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火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234页） [28]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29]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30]恩格斯说：劳动“是到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本身”（《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31]恩格斯说：“这方面的第一流权威威谦·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以致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大概已经过了一亿多年。”（《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2页注①）。 [32]《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33]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5页。 [34]转引自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2页。 [35]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36]罗伯塔斯写道：“每种经过劳动而得来的财货，应当完全归功于人类的劳动，因为劳动是唯一的原始动，而且也是人类经济中的唯一的原始费用”（转引自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6页）。 [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5页。 [38]参见哈里·布雷弗曼：《劳动和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6－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