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九八六年, 当我在大阪大学见到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指导教授直井优时，他提醒我在他手下不用“阶级”而用“阶层”的概念来研究日本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文部省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中看到我的高能物理背景主动从另一个理论社会学教授手中把我收取的原因。我不久以后就明白了他的用意：战后日本的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流派占据主流地位，作为日本每十年一度的SSM（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调查的1985年度调查委员会代表，直井代表的SSM派阀正是靠计量分析方法论打垮了“日本社会阶级论”学派，确立其在日本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
“单身赴任”的直井经常与我在研究室工作到深夜，他嘲笑“阶级论”学派说：他们的论文如记者写给普通读者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我们的分析，才是社会科学。可惜，包括直井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学计量学派，都缺乏足够的数学训练，一直痛苦地徘徊在SSM学派开山门祖安田三朗（第一任SSM调查委员会代表）建构的测量“阶层移动”（变迁）的数学错误上，害得我花费不少篇幅来解释如何在具体的数学计算中准确地表达出社会学概念及含义。当然，这也是当前整体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一个通病：许多没有基础数学训练的人往往端出一大堆计算机软件（如SPSS、SAS）得来的数字随心所欲地引用、误导自己（反正没有读者反驳）。SSM学派看不起日本的同行，却很崇拜美国同行。我后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那里的社会学是全美第一）从事研究，把美国同行对SSM的批判转给日本，却得不到回复。
我花费上述篇幅介绍我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的背景，是因为作为一个方法论者，我很容易看到不同的背景、方法对同一问题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它们往往都代表一定的道理，因为社会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在日本，“阶级”和“阶层”表示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认识方法，所以在社会调查的问卷中，往往避开这两个用语，而只用“上”、“中上”、“中”、“中下”、“下”的社会地位区分让回答者选择。结果，有90%以上的人选择“中上”、“中”或“中下”，这就是日本从七十年代以来“一亿总中流”（意识）现象。这可以说是战后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结果和基础，特别是自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斗争造成日本两大对立势力，当时的池田勇人首相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把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上来，成功地满足了国民对冰箱、电视、洗衣机、汽车等“神器”的追求，从而“造就”了日本的中产阶级。
在美国，middle class比 class、stratification用得普及，译为“中间阶级”更为贴切，不过用“中产阶级”也不妨。但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是产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基本上把黑人等排除在外，谈不上政府的政策指导。事实上，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扩大（如灾后的新澳尔良没法重建就是因为缺乏中产阶级）正是它成为“全球化”动荡震源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由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仅就收入而言，中国社会有很多不同职业、教育、身份背景的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普通百姓的子女也可以通过“社会变迁”，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现阶段的中国中产阶级还只是基于经济意义上的，几乎等同于“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谈及“中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引伸到敏感的政治含义。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建立在“中产阶级”缩小、两级分化扩大的基础上的。如果承认中产阶级的扩大，就成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了。八九年，有种观点提倡“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的基础”，我当时就不以为然，指出纳粹的支持者也有不少德国的中产阶级。
避开因为政治等因素造成的“中产阶级”争议混乱的一个方法是引入“社会地位”概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可以由收入、职业与教育三项指标组成，或许，还可以加上“社会关系”一项。实际上，用多维空间更能准确地描述一个人的地位。困难在于：由三、四项指标构成的社会地位不适合“中等地位”的讨论，因为人们趋向于单维直线思维。本文的目的是丰富“中产阶级”的议论而不提供一个结论。如果硬要以政策比较的角度来对中国政府提出一点建议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化（多党竞争、新闻自由等）；另一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更应该多学习日、德、法的福利保障制度而避免英美的自由放任政策，使中产阶级在一个人道、和谐的中国社会中发展。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所长 赵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