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管理学的教材中，很少有人能像麦格雷戈那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引用，不论中外，没有引用麦氏“X&Y”理论的管理学教材几乎看不到。但同时，也很少有人像麦格雷戈那样受到广泛的误解甚至曲解的。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刚刚在中国走红，麦氏的著作尚未翻译过来，但X&Y理论已经进入了讲义，走上了课堂。不过，讲授者多数把X理论等同于“性恶论”，把Y理论等同于“性善论”，甚至把泰罗等同于韩非，把麦氏等同于孟子。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解读，使麦格雷戈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也更容易被扭曲。至于这一理论的出处，当时大陆把麦氏的书和文章题目翻译为《企业的人事方面》。中国人一说“人事”对应的英语，往往想到的是staff，顶多想到personnel，如果没有读过麦格雷戈的原著，很少有人把它和human联系起来。翻译中“人事方面”和“人性面”的差异，很容易使人把Y理论当作一种技巧，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思想。这种语义上的误解内行一看便知。至今，在一些汉语管理书籍上还有这一译名的遗迹。而且，当时更多的人不是把麦格雷戈的思想看作是管理理念的发展，而是看作对以往管理方式的两分法归纳。他们引用麦格雷戈，不是痴迷于其思想的前瞻和深邃，而是解读为理论的简单和明瞭——当然，麦氏本人也确实有把管理学简单化之嫌。不过，如果只是看重麦氏思想的简单化一面，未免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误解和曲解，不完全是学界的错，麦氏本人也难逃其咎。说起来，他的X&Y理论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少漏洞。他的讲演和文章，确实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这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麦氏不是企业家，一辈子基本上是在大学任教，然而，同其他大学教师相比，他的“产出”数量少得出奇。管理学界一生只有一本书的人确实不少，但这些人往往本身是企业家或经理人，写书只是捎带。像麦格雷戈这样终生任教却著述甚少的现代大学教授，是一个异数。麦格雷戈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恐怕和他的不自信相关。据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回忆，当年刚刚走上讲台的麦格雷戈，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习惯，总是将手放在口袋里，把兜里的硬币和钥匙弄得叮当作响。麦格雷戈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讲课时总是将脚踩在讲桌上，而不是地板上。当他向老教师请教讲课方法时，就有人要求他克服这些毛病。但是，麦氏只是不再把手插在口袋里，而踩讲桌的嗜好，一直没有被纠正过来。哪怕是后来因为踩讲桌导致了学生的反感，他依然如故，直到学生适应了他的这种嗜好为止。这很值得心理学家玩味，甚至可以作为心理分析案例。不管给这种嗜好有多少种解释，但毫无疑问反映了他的不自信。包括他那张拿着烟斗的“标准像”，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只有借助道具才能进入角色的心态表现。所以，他的著作中“或许”式的判断比较多，对显而易见的反证往往忽略，几乎没有自我质疑，而是用“坚信”替代论证。但是，他极为敏锐，涉猎极广，关注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同那种死守一个狭隘疆域深钻下去的学者格格不入。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员工在他去世后作出的决议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从音乐到园艺、从分享笑话到重组公司、从印度的教育体系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无不牵引着他的思维。而对于所有的兴趣，他都不只甘心充当观众；他永远都是一名积极的参与者。”所以，后人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对未来的憧憬，对社会的期望，还有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描述，以及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距比照。但是，他的著作却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缺乏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滴水不漏的推理。一句话，麦格雷戈是智者，不是学究。他闪露出的是思想火花，而不是构建一个没有缝隙的学说体系。他有一种必须说出自己洞见的强烈欲望，却没有把这种洞见公式化的学术偏好。麦格雷戈在他的研究中敏锐地看到，以往的管理学，已经患上了某种疾病，病根在人性假设上。在他眼里，这种管理病几乎相当于人类的心脏病，具有决定生死的性质。所以，他试图用他的思想电击，使管理学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但是，管理学是不是已经到了非电击就不能起死回生的地步，他并未给出确切的证明。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多半同对这种管理病情的诊断有关。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指出，管理学其实没有达到麦氏危言耸听的地步，顶多就是心脏肥大一点，冠状动脉出现了一点硬化，血流有些不畅，或者血脂偏高一点，电击反而有可能效果不好，或者根本用不上电击，等等。不管这些批评多么有理，都无法否定麦氏理论的警示作用。正如中国历史上的魏徵，给李世民一提意见就把他比作商纣王隋炀帝，惹得老头生气。人们也都清楚，唐太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差劲。但是，正是这种严厉的批评，保持了唐朝的兴盛。麦格雷戈对于管理学的贡献，正如魏徵对于贞观盛世的贡献。一味在麦氏的理论中挑刺，反而有可能会阻碍管理学的发展。出于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麦格雷戈给管理学提供的，是如何恢复人类的创造性，而不是如何建立人类的规范性。他开启了一个管理学的新时代，却没有给出新时代的作息表。麦氏在他的著作中津津乐道的是创新，是人类智力的最大发挥，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他用自然科学为喻，描述了人类的能量从分子状态进展到原子状态的飞跃，他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社会原子能爆发的前景，但是他并未写出人类原子能的精确方程式。我们不能对他苛求，一个不大适合写论文的教授，能够做出这样的思想创见，这就足以使绝大多数人仰视了。在管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麦氏没有设计出精打细算的“工程”，但却表达了某种新构思的“草图”。管理学从诞生起，就是由企业家主导的。到了斯隆时代，形成了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分野。但是，商学院的经理人教育，管理学理论的技术性探讨，越来越偏向于经理人一侧。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淹没于MBA的技术性内容之中。麦格雷戈感到了这种不足，他从人的共性出发，试图给经理人注入创新精神，使经理人同企业家再次融为一体，完成“合→分→合”的螺旋渐进，进而从根本上焕发出现代企业的活力。麦格雷戈坚信，正是他归纳出的X理论扼杀了人类的创造力，阻断了人的进取心，增添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敌意，把人类社会引入到现代丛林状态。所以，他提出的Y理论，不是简单的方法改进，不是技术措施，不存在奥秘诀窍和灵丹妙药。Y理论的本质，是要把人性中最美好、最有创造力的东西发挥出来，增进人类的心智健康，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取得人类最好的合作和最大的进步。企业家与经理人的职业分化，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了消极影响。因而，在麦氏管理草图中，企业家就是经理人，经理人也是企业家，每个员工都将能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每个士兵都是将军”。所以，麦氏特别反感那种X理论的改良剂。在这种改良剂下，企业明明要员工对自己百依百顺，却运用各种手段如“参与管理”或者“人性化”方式把员工高高搁置到虚幻的“主人”位置上。认真读麦格雷戈对“伪Y理论”的抨击，是把握麦氏思想的关键。麦格雷戈的最大建树，是他对管理提出了新的指向。管理当然要讲效益，出产品，但不完全是效益和产品，甚至从根本上讲不在于效益和产品，而在于人。企业给社会提供产品的同时，如果不能向社会提供健康的、富有创造力的、自我实现的人，这个企业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失败的。从麦格雷戈的思想看，他试图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自身追求。一个企业，不但要提供合格的产品，而且要成为它所在社区的卓越社会公民；企业的员工不但是生产者，而且要具有经理和企业主的胸怀；在企业内部是优秀员工，在社区是优秀公民，在家庭是优秀丈夫或优秀妻子。在一定意义上，麦格雷戈的这种思想超越了现实，具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性质。然而，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人类社会的理想就是这样勾画出来的。人类如果没有幻想，就不成其为人类。对个人来说，完全沉醉于幻想，那是诗人；一点幻想都没有，就是俗物。麦格雷戈多少具有那么点诗人式的内在气质。正因为如此，他无法看到X理论在现实中的合理性，他也无力解决现实中的“人的劣根性”问题。对于管理学来说，对人性假设作出类似自然科学的精确定义，恐怕不仅现在不可能，可见的将来也无能为力。麦格雷戈对社会科学寄予的希望，是他自己以及他以后的许多人都难以实现的。但是，他却引发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最大争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之一。由麦格雷戈的思想，会激发出一个新的焦点——在企业经营中，“人”是资源还是成本？这个问题，麦氏给出了新的答案。在他看来，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于这一思想，马斯洛作出了新的阐释。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盈利可观，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十分出色，但这个企业却会扼杀员工的创造性，甚至有可能采用集中营式的管理方式，劳资矛盾尖锐，这是不是一个好企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并不乐观，可能还在亏损，但这个企业却拥有最优秀的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那么，这个企业值不值得投资？答案显而易见。所以，马斯洛认为，那种只能看到会计数据的人都是短视的，甚至在心理上是偏执的。应该创立一种方法，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资产负债表。麦格雷戈和马斯洛提出的这一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人力资源进入会计核算，具体是否有可操作性是有疑问的，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引起了管理学界的共鸣，德鲁克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并由此而提出了知识员工和知识管理的新课题。但是，Y理论的实施，在现实中有着诸多障碍，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人。现实告诉人们，人是千差万别的。在一个已经进入丛林状态的环境中，采用Y理论来管理企业，几乎肯定会失败。在君子和小人混杂的情况下，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美国的查尔斯·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强调：“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生存，反之亦然。”麦格雷戈在展望未来时，只看到了人类的健康发展一面，而回避了人类的病态一面。他提出的Y理论，却恰恰是要用来克服以往管理中的病态的。他尖锐地批评了X理论的问题，但取而代之的Y理论却难以在X理论已经形成惯性的地方实施，这是他的理论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对这一不足的批判，不仅能补充麦格雷戈的不足，而且能彰扬麦格雷戈的远见。
麦格雷戈的理论，是美国管理学转型的产物。眼下正处于转型期并渴望建立新的管理理论的中国，重温麦格雷戈的理论，更具有启迪意义。经过30年的管理学科建设，国内对X&Y理论的研究，已非昔日可比。其中有两种批判声音，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一种是站在中西对立的立场，看到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回归中国传统人性假说，甚至干脆以古已有之的方法改造麦格雷戈。所谓“中国管理学”，多是这种路数。另一种是结合中国管理情景，经过对西方人性假设理论的深入剖析，提出新的思路。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管理理论的构建，应当聚焦于组织中的人能否合作，而不论其可能有什么样的禀赋和动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排除对人性的假定（见席酉民、韩巍、葛京《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P25.）。前一种批判，试图用前工业化的思想来战胜转型社会中的不适；后一种批判，试图以科学化的路径来走出人性假设的迷谷。孰优孰劣，读者自会评价。本文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必要通过对人性假设理论的广泛了解和深度思考，重新认识麦格雷戈的思想意义。从学术的角度讲，“大胆假设”必须同“小心求证”配套。麦格雷戈的Y理论，属于“大胆假设”，而赞扬他的人和批评他的人主要是“小心求证”。按照波普尔的说法，这种“小心求证”只有立足于证伪，才能真正推动理论的发展和革新。即便将来麦格雷戈的Y理论被科学研究所证伪，那也意味着他在管理学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