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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哲学的阳光照耀经济学，这是讲经济哲学。这样做显而易见的好外是对经济分析提供智力支持，为经济学解释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提供广阔的思想和逻辑空间。 对经济活动的哲学观察，可以远溯古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寺院教会时期。熊彼特也认为，“在哲学领域内几乎没有一种观念不是从希腊流传下来的，而许多这些观念虽然与经济分析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和分析家的一般态度与精神有较大关系。”被称为“第一位具有分析头脑的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一位希腊哲学泰斗。在哲学方法论上，他注重“怀疑的方法”，即总是无偏见地对一个重要问题先摆出对立的观点来，再对它们作考察。在他看来，人在实践中，从而在思想中，必须对外物有辨别，有肯定和否定，才能得到确定的意义。在经济分析方面，亚里斯多德正是运用上述分析的逻辑来看待货币的实质和市场交换的艺术。他提出，市场有两种对立的行为，即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在物物交换中，作为交换的中介物--货币，有着两种对立的形式和趋势：一方面，货币的作用在取得了所需的货物以满足需要之后就终结了；另一方面，货币又以资本的形式出现，引导人们趋向无限度的积累欲望，导致市场一系列伦理问题的发生。-------无疑，用哲学来关照经济，就使得理性成哲学与经济学的共同基石。 关于经济理性，我从短信陷阱的角度来帮助你认识一下。短信陷阱中，常见的一种危害较大的就是假借金融机构的名义，通过骗取信用卡的密码来盗窃钱财。受骗情况的出现，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是当事人缺乏风险意识，过于相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誉，以至于有人说是银行工作人员就很快相信了那人的言语。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对于经济活动的风险性缺乏正确认识，以自己对于银行等信誉良好的机构的看法来替换对于某些人行为的看法，从而对于事情的风险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购买企业债券时按照传统思维将之等同于国债，或把信托产品等同于保本的银行储蓄。这样如果真的风险发生了，由于自己对于风险缺乏正确的认识，最终只能自己承担损失。另一种危害较大的短信陷阱就是通过“你的手机号码是幸运号码，中大奖了”之类的方式骗取钱财。这种受骗情况的出现，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是当事人盲目扩大收益，根据一般意义的博彩心理，希望能够“四两拨千斤”，却忘记了这种“彩票发行”是否合法，就直接参与到“买彩票”活动中，白白被“私卖彩票”的人骗走了票款。这种例子如果出现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对于经济活动的收益缺乏正确计算，以自己的非理性乐观来代替正常的决策，从主观上夸大收益，反而导致自己的损失。比如听说某种产品热销，就不加分析进行投资建厂，可能还不等产品出来，就发现根本没有销路或收益不抵成本；或是盲目听从某股票的所谓内部小道消息，不加详细的分析判断进行投资，结果自己替庄家接过“烫手的山芋”。所以，我们谈论的经济理性，可以认为经济理性指的是一种理性化的能力，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 但是经济理性不是万能的。去年某个经济学家主张开挖“秦始皇陵”，原因归纳一下，发现其实就是两个字：“赚钱！”这倒是不脱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色，这位经济学家为我们细细地算了笔账：“如果打开秦始皇陵，每年仅门票收入就可达25亿元”，“打开始皇陵墓给西安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打开陵墓及维修保养的所有费用”。这种凡事只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是合算的，那就应该去做，否则就不应该做，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吧，而没有文化理性、价值理性吧。 谈到经济理性和哲学理性，我们来看一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人们只知道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而对于哲学家的他却鲜为人知。这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学家把《国富论》称为是经济学“圣典”，而《道德情操论》却不能称为哲学的“圣典”。其实，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国富论》一书的基础是当时广泛受到人们承认的社会哲学。斯密从他的老师朗西斯·哈奇森那里获得了对于自然秩序的信仰。在他看来，人类的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由此易彼的倾向。人类禀性存在着如此永恒事实：首先，每个人通过询问自己，是否以他们赞赏的感情作为别人行为的动机来形成道德判断的尺度；其次，人们通过询问自己，是否以他们自身的行为和动机，来呈献给公正的旁观者并作为判断自己的行为尺度。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地平衡，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不发生冲突，每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政府仅仅是守夜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人人都会对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贡献。斯密的社会哲学在《国富论》中运用，由此而推出：人类大多数的经济选择由利己思想支配，所有个人利己行为所产生的无预期结果将趋近于一种社会和谐。如酿酒师和屠夫们的生活，在利己思想的驱动下，他们按社会所需求的那样去行动，即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资本积累作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没有将此假设作为完美无缺、囊括无遗的绝对真理。他也承认，对于那些沉醉于奢侈消费的少数人来谈，道德目标和自私目标的调和不可能是完美一致的，凡是对自私目标未加控制的追求，都将不会导致斯密所赞同的预期或未预期的结局。 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不同，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哲学上。西方经济学家把理性方法推崇为绝对至上的工具，马克思则是把理性绝对至上性改变为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这样做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每一种经济范畴后面都有现实的生活及其客观规律，把理性分析方法建立在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打破了唯理性主义者持有的理性范畴始基论、理性范畴永恒论等理论。经济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一，认为这种人具备关于其所处环境各有关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的，至少也相当丰富、相当透彻。此外，这种人还被假设为具备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技能；他靠这类技能就能计算出在它的备选方案中，哪个方案可以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此类人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利己但不损人）。对经济学家所设立的理性经济人，在马克思看来，其错误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恰恰是哲学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事实上，经济学理性分析的方法应当体现形式逻辑与辨证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能提供精确的、具有必然性的真实结论，辩证逻辑能鉴别形式逻辑推理大前提的真伪性。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对经济学所谓“不证自明”的教条进行了矛盾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理性经济人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不可能揭示经济人在追求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过程中，由于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而发生种种偏离最大化的异化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思想家观察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前提不应是被理性逻辑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一定的个人”、“现实中的人”，当然，“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个人应从属于更大的社会关系整体。现实的人，受各种欲望利益、需要的驱使，因此，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就不可能表现为单一的追求某种欲望最大化实现的生存目标；现实的人，受种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的制约，因此，在现实的经济交换过程中理性最大化目标不可能事事如愿；建立在“现实人”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基础上的经济学理性范畴、公理和知识，就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教条。理性逻辑认知功能所具有的缺憾性，正来自于现实人对自身欲望和需要的不断满足、不断变更和不断创新。 研究经济哲学，使我们在运用理性抽象力方面避免软弱和浅薄，努力地把现象还原为它们的本质，而且还努力解答：本质如何表现出来，为什么它表现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理论研究企图寻找到一个模型的单一方法很可能失败，强调人类纯经济活动的数学模型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观察和分析，首先应着眼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J·M·布坎南（Jaemes·M·Buchanan)，在反思性著作《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明确指出，市场不应是单一的效率市场，经济学不应将“资源配置理论”或“选择理论”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市场首先是一种关系，是人们互相进行交换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是体现人们交换关系的各种制度形式。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在于对市场交换中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见。在书中的第三部分，他集中论述经济与道德伦理标准的问题，篇名称为“作为道德哲学的经济学。”其中重点讨论了社会秩序理论；经济人；市场和政府的失败；个人利益的限制；制度、技术和道德价值；市场、国家及道德范围；事实上的平等与规范化的平等等问题。美国经济学家H·G·布伦南、R·D·托利森对该书有如此评价：“詹姆斯·布坎南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这是无异议的。作为新创建的公共选择学的奠基者、作为一个道德与法律哲学家、作为一个福利经济学家，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始终如一的维护‘契约论’伦理观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