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续上文）确实，就如我在上文中所说：当我将早年的寻呼业暴利，投资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航空游览公司时，我才体会到“管理”的价值和意义。
我从不否认自己曾经的“管理无知”，即使是在两个半寻呼台毛利高达千万元时，我依旧看不懂（不屑于）财务报表，甚至认为我的“土报表”，胜于规范的财务报表，并且在心里暗暗的骂到：开始于希腊的财务体系，实在是太西方化了，是否应该造一个“中国式的财务体系”？它依旧表达了我的这样观点：假如一张批文、一块土地本身就意味着滚滚利润时，“管理”只能靠边站，一边凉快去。
我的意思是：假如采用正规的财务管理体系，也许，它将暴露我的所谓“原罪”----千万别误解为我存在着违法乱纪的问题，事实上，我确实曾经算过一笔帐，假如完全按照现有的财务管理体系安排执行，大多数企业----我说得确实是“大多数企业”----将无法运行或导致亏损，一方面，中国企业无法入帐的灰色成本太多，导致了财务报表无法反映真实利润，另一方面，确实是中国目前税收体系不合理，完全纳税等同必然亏损（至少，纸上的计算结果，是必然亏损）。
一．谁是谁的“原罪”？
“原罪”，是当下流行的一个时髦词语，一般来说，它代表着学者们在单方面的斥责商业或企业，它隐含着这样的原始看法：没有道德的商业行为，注定是带有“原罪”的商业行为。
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怀疑甚至是质疑：究竟谁是谁的“原罪”？当早年朱融基总理为某会计学院题字“不做假帐”时，其实，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对企业的殷切期望，同时，也应该是看作是政府组织的检讨和反思。确实，越是懂得现代企业管理，反而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是困惑。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和成就，都在中国（变相）失效了，波特的低成本战略演变为了恶劣的价格战，扁平化组织因为“授权/分权”阻碍而流产，当企业试图“流程再造”时，才发现；原本就没有流程，哪里来得“再造”？！
事实上，当我开始投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时，当时，就紧锁眉头、一脸困惑：修水渠、修水泥路、盖玻璃大棚……这是在给谁“示范”？是给农民做“示范”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我的标准水渠，都可以养观赏鱼了；那么，是自己示范给自己看吗？除非是我疯了！答案只有一个：是示范给少数政府官员看的。
曾经有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说：你象输液一样的种蔬菜柑橘，难道你的柑橘树，结出的果实是黄金？！似乎，这是政府设了一个陷阱、而我主动的往里跳，但是，实则不然，因为那是一块近郊的土地，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商业能力和人脉关系，将它改造成一个小型的开发区、甚至是摇身一变为房地产公司，假如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终止了我的“原罪”计划，我几乎就得逞了，事后，我特别感谢那个“偶然事件”，因为它是我的幸运，而许多不幸运的人则结局悲惨得多。
那么，究竟是政府的原罪哪、还是企业的原罪哪？似乎，是政府的原罪，导致了企业的原罪，于是，所谓的企业原罪，其实就是政府的原罪----假如你得出这样结论的话，那么，实在是太肤浅了，因为，这个结论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政府自己管好自己，企业的原罪也就消失了，事实上，在早期的民国时代，中国试图走入经济性的现代社会，但，结果却是诞生了四大家族资本，而“四大家族”带给社会和人民的“原罪伤害”，甚至比“官僚行政”有过之而无不及。
确实，它本来就是一个秩序混乱的大酱缸，你永远分不清谁是屎、谁是酱；确实，在一个混沌不清的江湖社会里，并没有“收益者”和“受害者”之分，它代表着经济学上的“零搏弈”----胜利者，是以消灭他人为代价，而本身并没有创造出增量财富和社会价值。确实，晚清时代的中国首富胡雪岩，堪称“官商勾结”的楷模和技巧的集大成者，当一脸笑眯眯的曾仕强老先生，将胡雪岩推崇为“中国式管理”的典范时，我只有一脸无奈的苦笑。
因此，所谓的“原罪”，既不是政府的原罪、也不是企业的原罪，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原罪！也就是说，它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我的意思是：它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承担的，用句流行语来说，它是社会进步必然付出的代价，也是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事实上，西方大国的崛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脱“建立现代社会秩序”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例外，最多，你只能期待它的时间短些、再短些。
确实，我们缺乏社会文明时代的“历史坐标”----日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据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左右，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届时，中国将告别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农业社会，正式步入一个工业化社会，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60年代的水平！显然，这个预言过于乐观了，因为，经济性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并不是很难，但是，观念的、意识的等等第一次现代化，则要艰难得多----我个人的感觉是：逐步消除传统小农意识、特权思想、谋略成功等等概念，至少需要付出三代人的艰苦努力，而且时间是从现在算起。
二．“管理”破解“原罪”
你几乎永远不必为企业主们的“再投资”担忧，因为，企业主们的投资逐利欲望，几乎是本能的、原始的、冲动的，而只有农业时代的土财主们，才会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闭意识。
确实，只要你独立创业并且略具企业规模，就会深刻感受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并不是你推着企业往前走，事实上，是企业在推着你往前走，因此，你永远必须为企业主的“工作动机”寻找理由，因为，一旦企业主们上了企业的贼船，就几乎没有了退路，只能或主动或被动的继续走下去，凡是能够停下来的主动歇业者，几乎也没有资格成为创业者----当然，我并不是在制造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而是代表着这样一个管理问题的出现：你如何选择未来的投资与方向？
我曾经拿出早先的利润，投资创办了一家航空游览公司，它是一种水上的、用于空中观光的小飞机，当然，我知道它的赢利性很难，所以，我的计划是分三步走，首先从空中观光做出，抢占属于国有的航空市场，拿到航空牌照就是胜利，接下来是试图改造成货运航空，争取从中分得航空货运市场的一杯羹……，当某大型集团试图收购我的航空游览公司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有创意的事，却是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是资金意义上、还是人脉关系上----它都是我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和目标。
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要拿出白花花的银子，去投资创办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航空游览公司哪？当然，它是一种几乎本能的“做大做强”的愿望，也代表着当时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流行看法，显然，我已经意识到了寻呼业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和风险----可，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事实上，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究竟是依据什么条件，来选择再次投资和投资方向的哪？原因无它，只有一个：利润！（我甚至期望再次进入一个暴利的行当）。
难道，还有“利润”之外的、其它的判断创业和投资的原则吗？当然有了，事实上，最原始的、最本能的创业投资原则，除了利润，还是利润，它代表着传统商人遵守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的经商原则，但是，当德鲁克开创了“管理学”这门学科之后，才彻底终结了传统商人们象苍蝇一样的乱闯乱撞，也就是说，现代企业之所以很专注和专一，只是因为目标顾客总是很确定/很专一，它也是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唯一目的：创造顾客”的真实意思，它代表着“顾客定义企业边界”管理逻辑。
确实，我早年的一个朋友，从当时流行的不锈钢产品开始，陆续延伸到了西装西裤、乃至内衣袜子，显然，一个袜子厂之所以去做房地产，原因无它，获利而已，因此，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其实就是利润最大化经营，而所谓的企业规模不当，是“利润定义企业边界”在搞鬼。当然，已经身陷牢狱的牟其中，曾经宣称“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要比原始的“利润定义企业边界”的看法，更为恶劣和荒唐，因为它只代表着“理想有多大、企业就有多大”的荒谬逻辑。
这就是我所说的“管理破解企业原罪”的真实含义：只要你以利润、甚至是追逐暴利为目的，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自觉的滑向“原罪”的边缘，甚至可能是与腐败份子同流合污，最后，你的企业和社会，会受到双重的伤害----这也是我多次提及德鲁克的原因：“管理学”之所以不是开始于泰勒、而是开始于德鲁克，原因无它，只有一个：泰勒仅仅关注企业的内部效率，而德鲁克才将企业置于社会中，强调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确实，有许多人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某种体制改革，我只能说，这种看法太肤浅了、也太理想了。我们知道，虽然早期工业时代“服从命令听指挥”式的管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种高度权力化的组织。早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斯隆，采用的是“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来破解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利组织，但是，但是，张瑞敏先生破解“权力组织金字塔”的做法，却是从“内部市场化”开始，我的意思是：它的变革，并不是始于制度、而是始于目标。
它也是我个人对于中国各类组织变革的善意提醒：在中国，基于制度的改革，往往很容易失败；基于目标的改革，才容易获得成果，而这，也是“美国式改革”和“中国式改革”的路径安排的重要区别。因此，张瑞敏先生推行的“内部市场化”改革，无论其最后结果如何，都给予了中国改革在组织路径安排上的重要启示，即：中国的组织改革----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不是始于制度、而是始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