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结构性问题是最大风险经：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就是如果亚洲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或者危机的话，有可能的不安定因素会在哪里，现在有一些供我们选择的选项。首先就是美国经济的减速可能会超过大家的预期，第二就是全球失衡的调整可能没有大家想像的这么顺利，再一个就是突发性的石油的供应恐慌，再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的速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调，还有一些非经济的政治性事件，还有包括日元的升息，引起全球套利交易的重新调整等。在这些列出来的选项里面，两位专家怎么看？你们认为风险在哪里？张：我看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经济增长的车轮能不能继续高速运转，而且现在的高速运转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出口拉动，这个和11年前相比有一点相似。当然现在大家都不像过去那样，借钱出口、欠债出口，现在都学得比较乖一些，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那儿防备危机。但是，毕竟你这样持续高增长出口，市场在哪里？最后的那个产品主要还是在美国市场，而且美国市场靠大量的贸易逆差在扩展这样一个市场规模。无限扩大肯定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这个地区的增长最后还是要靠本身的内需拉动为主，现在中国经济保持这样一种高增长，这个增长也过分地靠出口，靠美国市场，所以中国也在调整，但是调整也需要时间，所以在转换时期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汤：我同意张教授这种看法，从长期来说，亚洲国家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亚洲国家非常需要一种大的战略调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正在做这种战略调整，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实际上都是整个发展模式的调整。经：结构性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可能大家被市场的一时乐观情绪所影响。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1.2万亿，整个亚洲的外汇储备是两万亿之上了，怎么管理外汇储备？请汤博士来谈这个话题。汤：现在储备过高或者过快，实际上还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两方面下手：第一个，对那些投机型的热钱应该采取一些比较有力的手段防止它们进来，因为投机型的钱既能大进也能大出的，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大进大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大进大出如果过于频繁的话，对经济冲击就非常大。
aihuau.com张：我觉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我们通过吸引外资，加上近年中国本身的企业出口能力增长，出口动力还会持续，出口的机器还会运转，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出口的贸易顺差我想还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关键的问题在哪儿？有钱是好事，关键是能不能用钱。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体制不发达。特别是我们过去对外汇的概念不对，好像外汇就是很稀有的东西一定要把住，不能用，不能让企业随便用，银行要收到国家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有钱没地方用，上国际市场筹资很困难，你自己有钱为什么不给自己的企业呢？让中国的中小企业更方便地用这笔钱，提供方便条件、优惠条件，使他们感到用中国的钱比国际市场的钱更方便更便宜，拉动内需、自主创新能力都有机会提升了——这么多的钱，结果没法用，人家说中国可能还是一种原始的经济状态，虽然富了要把钱放在兜里头，不知道怎么用。好吗？经：我们看到越南的股市，印度的股市，中国的股市，都在最近的一年甚至半年的时间内翻两倍、三倍、四倍，包括房地产的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对一个地区金融稳定肯定会产生影响，汤老师怎么看？汤：这是肯定的，不仅在亚洲，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有膨胀的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大，甚至包括欧元、日元的流动性也过大，总的来说是全世界的钱太多了，资本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寻找机会的地方。如果美国政府有比较大的动作的话，如果全世界资本或者说这种流动性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或者各国政策发生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这种资产的迅速膨胀的趋势会不会发生一些逆转，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值得警惕的。防患于未然，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紧迫了。如何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经：随着我们国家包括亚洲地区整个经济实力的上升，在进一步往上走的过程中，战略选择必然进行。而这个同时又伴随着国内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怎么样看亚洲国家在下一步的发展路径和战略？张：一般地说，中等收入国家最近提到的陷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下一步的提升，能不能迈过去，我想中国这个国家比较特殊，规模比较的，人口量比较大，地区差别比较大，所以跟过去的情况都有所区别，中国迈步子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迈，不会出现像“四小龙”那样很快从这个阶段迈到那个阶段的情况，中国应该有一个缓冲的空间，中国还是有它的优势。“中等国家陷阱”是什么东西呢？一方面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收入差别太大，经济高增长了，结果收益只体现在少部分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没有享受到发展的好处，这是一个风险，另一个风险我觉得是大家的期望值太大，特别像中国，大家说2020年就会不得了，有的人说现在很快成为第一大国了，这种拉动的期盼就是一个风险，好像人人都变富，这也是不可能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跃进，因为我们从人类过去历史上看，欧洲工业化也好，美国工业化也好相对规模都比较小，而且转变都是上百年的时间。所以怎么来针对中国的情况，来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信号，不然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政策上的误导。承诺太多，对价格期盼太高，最后实现不了，实现不了也是一种陷阱。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国家从贫困国家升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是要经过非常大的努力，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已经迈过这个槛了，据世界银行测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在东亚地区，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大概有95%以上的人口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了，所以中等还分层次，一般来说大概800到1000美元以上就算中等收入国家了，5000美元或者更高也算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是低端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台就不一样了，我们低端的时候拿点儿什么做都可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会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加起来也有几十亿，他们也要出口，他们也要把我们原来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接过去，他们成本更低，工资不用我们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基础设施做好了他们也能做好。前面还有堵截，更发达的国家创新能力强，市场开发能力强，我们原来后头那些被人接走了，我们新的东西能不能接上去？从更大的角度来说，亚洲国家还没有脱离目前这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状况，包括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里头，总是只有少数国家能成功，很多国家它还会徘徊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能不能在这个里头冲出一条新路来，能不能先于其他国家，赶上或者超过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本身跟我们采取的战略，跟我们采取的政策，甚至包括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个人共同的努力，这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前头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