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中国外贸顺差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它本来所具有的好处，更多地显得是一种"坏事"了，表面上看，是在比较僵化的汇率体制下使货币流动性泛滥，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更深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又想到要添加工资，包含农民工在内的添加工资。但是如果添加工资违背供求关系，那么它必定是失败的，就象今年春运政府要禁止车票提价，最终却在供求关系中失败一样。直接要求企业向劳动力提工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力供给过大，在低工资下许多人都不得不愿意做，你如何提工资呢？樊纲主张"以扩大农民工社保来纠正经济失衡"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是政府应该承担起来的重要社会责任。不过它仍然不是最根本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什么？是减弱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任何经济学都很容易使人知道，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劳动力的供给比较小，那么劳动力的成本就会提高，劳动工资就会提高。但是人为制造劳动力供给减少也会对经济构成损害，因为它会在没有产出的情况下抬高经济成本，从而使经济收缩。如何既减弱劳动力的供给，又不至于使经济成本抬高呢？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产业素质。何为劳动力产业素质呢？就是指劳动力能够在社会的产业活动中具有更大更独特的使用价值。比如一个人有某种技术，能够在相关产业活动中发挥一技之长，从而创造出相应的财富与产出，就是"劳动力产业素质"。我们就需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都具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一技或多技之长，从而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产出创造来获得收益。这样，企业主才可以向他们提供较高工资，因为企业主至少要根据他的工人向他所提供的效用来发工资，不可能在提供效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增发工资(那怕是企业主自己的儿女也不行)。实际上许多人都已经看到，一个人在企业里打工，开始时工资较低，以后老板渐渐看到他的作用，比如他的技术专长、他的忠诚可靠程度、他的勤恳程度等等，渐渐地为他增发工资。因为，如果不增发工资，老板就会担心失去他，而再找到一个象他那样的劳动者，却要耗费更大的成本。所以，增发工资要达到这样的临界点：不增发工资就有可能失去对他有用的劳动者，而获得同样的劳动者却要花费更大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所以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关键是要使劳动力变得更加有用，使用价值更大，这就需要提高劳动力的产业素质。如何提高劳动力产业素质呢？通常的做法就是教育，通过教育系统去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比如，樊纲先生从前也不过是个"农民工"，通过提高自己的素质，他今天已经能够获得很高工资了。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最终要归结到教育体制的陈旧落后上面，特别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形态，使它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这种教育体制的设计思想仍然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好去当官、去当什么"干部"，于是它必然变成一种淘汰性体制，一种排斥与剥夺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当官、做干部毕竟只是极少数)。这样，广大人民对读书就缺乏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反正没有希望升迁，而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下，读书的唯一前途与用处就是升迁。这样的教育体制，无法为中国产生出与其13亿人口相适应的具有产业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于是，过量低端劳动力拥向低端劳动力市场，使产品低档低价，它们大量涌向国外市场，造成市场冲击，中国赚取的外汇多到自己难以承受的程度。可见，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体制，教育不够开放，职业教育规模与程度不够大不够高。在政府不良办学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只注重官办综合大学的扩张，而对职业学校却不太重视。甚至政府的学历文凭歧视使民众得出错觉：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捞取一纸文凭，因为没有文凭无人要你(特别是国家部门，如在行政部门与事业部门中，这种歧视最为严重，因而最违背社会公正与正义)。这样，只有极少数认为有可能弄到文凭的人去读书，更多的人特别是农村中人由于认为自己无法捞到文凭而放弃自己，不再去提高自己。可见，政府对人的成才之路的学历文凭的行政垄断与歧视，成为阻碍中国广大民众提高自己的产业素质的重大因素。解决劳动力低工资的根本办法、根本出路就是这样。就是要通过提高劳动力产业素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最大程度地改革与开放教育体制，让它真正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提高自己素质的机制，而要使教育惠及全体人民，就要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体制、教育投资方式、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改革、教育效果的评价方式等等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以真正做到每个人都能够不拘一格地成才。成功的教育最终要归结到一句话：英雄不论出处。无论你是何出身、有何资历与资格、有何学历与文凭，只要你有真正的才能，就可以得到任用，就可以有发挥的机会，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与政治权利，而不管你的才能是从何而来的，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这就是完全开放性教育的理念。---黄焕金】以扩大农民工社保来纠正经济失衡支持作者：樊纲 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正是农民工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的工资收入，对我们的外贸出口和外贸顺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外贸顺差预计将达到GDP的6%；经常账户的顺差可能会达到GDP的7%，这是相当严重的外部经济失衡。尽管我们的失衡是"钱太多"意义上的失衡，但任何经济的不平衡与不均衡都具有风险。所以我们要采取极积措施，力争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以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有利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为自己的发展争取一个稳定、协调的外部环境。
要消除已经出现的大规模外部失衡，显然不是一个部门、采取一方面的措施能够实现的。它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在体制和政策上进行综合的调整。除了在外贸、外资、外汇等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外，我们还要扩展思路，在一些看起来不相关的领域进行调整，用国内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或经济变量的调整，来促进外部经济的均衡。
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由于存在大量非充分就业的农民劳动力、而他们又源源不断地涌入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工资被市场竞争压得很低，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应该继续发挥。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继续创造出新的就业，最终解决农民向城市转移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但是，劳动成本长期不能上涨，也正是我们出口增长长期快于进口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对国际失衡有哪些"贡献"的话，应该说主要是我国劳动工资上涨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从而导致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高。
从统计数据上看，1994年到2005年，我们制造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1%-12%左右，而我们的职工货币工资每年提高10%左右。这一统计数据还主要反映的是正规部门、国有职工、外企职工的工资变化情况，而占中国劳动力主要部分的大量的民工的工资，过去20年增长幅度很小，基本是停滞的。正是农民工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的工资收入，对我们的外贸出口和外贸顺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外国政府和市场上的一些分析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
另一方面，从我们国内的经济关系来看，劳动工资长期不能提高，也构成了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提高劳动力成本对缩小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利。但是，如果靠提高人民币汇率来提高劳动成本，我们的成本在外面提高了，在内部却没有使农民工获益。民工不会从汇率的变化中得到任何的好处，收入差距也不会因此而缩小。相反，如果汇率升值过大，导致出口增幅下降过多，还会减少就业的创造，使得农民工的境况更差。
而如果我们趁着外贸顺差扩大、需要适当降低出口增长的机会，适当采取措施，直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一方面可以起到减少外贸顺差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民工获得实际的好处。这将缓解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打下更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因此，思考缩小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在直接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的问题上做文章。它可以起到既促进国内和谐、又缓解外部失衡的"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从市场基本原理出发，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也不应该干预。政府可做的一件事是强制推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在农民工中的覆盖率在近期内就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劳动成本提高了，外贸不平衡缓解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总体上也提高了，农民工没有进入社保这个未来社会矛盾的隐患也就消除了。
为此，我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实现农民工加入社保的进程，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在缓解汇率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减少外部失衡。
目前农民工社保覆盖率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社保体系统筹层次较低，导致目前还有很大流动性的农民工很难真正看到或确保加入社保后在未来的收益。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加入社保并缴纳保费后，无法将未来的利益带到其他地方去享有，这就导致农民工自身加入社保基金的极积性有所减弱。而企业主本来就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社保费用，在农民工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企业多加一点点工资，他们就可能放弃要求加入社保，因此导致农民工加入社保的覆盖率很低。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本来不高，但要和城里的职工缴纳同等费用的社保，显然脱离现实，也一下子过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也是企业千方百计不为农民工缴付社保费用的一个客观原因。
要解决以上这两个问题，需要对目前的社保体制进行较为重大的变革。可以考虑把养老保险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全国统筹，农民工和全体职工共同参加，保率较低，定义为"基本社保"的部分。其上缴费用相当于现行社会平均工资的8%-5%。对农民工只要求参加这部分社保，保率较低，可以带走，具有全国范围的流动性。而对原来已经参加社保的城市职工，则要求在参加基本社保的基础上，再参加"附加社保"，保费率相当于工资的20%左右，缴费总额基本与现在的缴费比率持平，这样就使城里职工参加社保的水平与原来基本持平。这部分"附加社保"可以在8%以外再设立个人账户，完全由地方进行管理。
应该认识到，在目前外部失衡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价格，使我们的出口成本适当增加，是缓解外贸顺差压力过大的重要举措。而制造业的企业主集团，一定是反对任何提高劳动成本的举措的。另外，还没有找到非农就业工作岗位、还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也应该是反对的。因为这会较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新增就业机会，放慢他们走出农村的步伐。但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汇率也不大幅度升值，外贸顺差还是这么快地增长，结果就会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猖獗，我们的贸易条件也会继续恶化，中国还是会面临出口减少甚至减少得更多的局面。到最后，企业的利润可能会更低。考虑到这种结果，还不如我们主动做一些有利自身的调整。
总之，我认为，从内部平衡、外部平衡、社会和谐、缓解国际贸易磨擦的全局来思考，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面，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