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几年捅了炉子的民营企业的确不少，从牟其中开始到最近的吴英案，不到十年名单上有一大串名字了： 南德的牟其中
诚成的刘波 农凯的周正毅 格林科尔的顾雏军 健力宝的大活佛张海 现在进去年都没好过的吴英 对这样的街机犯罪，国家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实在的说应该是不留余力决不手软的，但事件却是频发不断，大有前仆后继之势，我知道吴英进去了，她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这让我联系到明朝洪武的肃贪来，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实际的事实是，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现在应该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在这里我们如果简单的以事论事就太对不起我们的贪官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明朝的官俸是历史各朝中最低的，一个县长大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7.5石，但不纳入干部序列却要跟着他吃饭的人却不在少数，为了生存这不是在制度环境下逼人贪污吗？ 同样在看待我们民营企业犯罪问题时我们也应该从更广阔的背景出发，在民企犯罪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历史阶段问题，存在着与法制国家的人文观念、技术环境、国家治理和管理上的差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也是经历过‘圈地’运动、到狄更斯时代的人道悲剧、再到洛克非勒的垄断时代，最后才走到今天的法制时代的，西方国家完成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从17世纪初叶到20世纪中期基本确立，总共用了33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们的民企的发展充其量不过30年而已，我们的三十年与西方的330年，不是简单的时间差距，这里面更意味着我们有着大量的复杂的问题根本没有来得及予以妥善的处理，在这种状态下就民企犯罪问题来就事论事就如同朱元璋虽用严刑酷法将他的大臣杀个遍但到底无济于事一样。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的是一套系统的思维，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从战略高度实现全面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到宏观的意识环境、国家治理环境，微观的法律环境、税财环境、投融资环境、信息环境，涉及的也决不仅仅是几个部门而需要从意识形态、体制方面入手，否则很难将民企犯罪问题予以解决，就如朱元璋把刀磨的快快的，但还是不能够阻挡他的大臣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不得不去贪污那怕就是砍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