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商人来说，范蠡的孤独是不难体会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已经充分的说明范蠡对当时社会的悲观和失望。当他离开越王句践的时候，他是孤独的。于是，他携带西施离开越国前往齐国耕种经营，当他在获得大成功的时候，这位洞察中国国民性的大政治家大商人他敏锐的感觉到嫉妒之火已经在他周围燃烧了起来，于是我们的毅然的散尽家财逃望陶地，靠着贱买贵卖的经营方略又一次的成功了，但同时亘横他面前的出路也就只余的归隐江湖了，此后再没有人我们的陶朱公的下落了。这就是中国国民性下的商人的悲哀。
我们又来看看西方世界西方国民性下的商人的出路吧： 那个百元美钞上的人物--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lin）1706年1月27日生于波士顿一个工人家庭的清贫子。父亲是英国移民，从事肥皂和蜡烛制造。由于家庭贫寒，从8岁起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当了学徒，从12岁起到他大哥的印刷所里当学徒，以后长期从事印刷工作。到1730年这个昔日的印刷学徒接办了宾夕法尼亚州公报，并且为政府印刷纸币，在实业上他成功了。同时他还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事件与富兰克林有关。他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是美国的创建人之一，参与了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1776～1785年他出使法国，他的科学声誉和广博的知识，十分有利于他的外交使命，在他的努力下，1778年缔结了美法联盟。1787年当选为制宪会议代表，担任宾夕法尼亚州最高行政议长。在美国独立后的制宪会议一开始，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他的伟大的政治家胸怀，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同时他还是伟大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他罄尽所有，甚至生命。有人认为范蠡的悲哀是中国专制文化的产物，事实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知道范蠡时代中国的专制（他离开越国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80年），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当时的中国还仅仅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下的部族联盟时期，结合这点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是，这跟后来的专制文化没有多少的必然联系，这只是我们中国的国民性的发作，事实以后我们的专制制度之所以得以建立并且得到张扬，或跟这国民性有莫大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和西方不同国民性下的商业价值观的差异了，一个是罄尽所有仅仅是为了求取一个所谓的平安，一个罄尽所有为的却是建造Capacity buiding,为的是推动他的国民更有远见力、能力、动力和冲劲。这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国民性的差异，一个拼了命的‘无我’却是在追求一种纯粹的自我，而一个拼了命的追求自我，实是在求一种‘忘我’一种‘无我’，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同的国民性，在这样的国民性下，我们的商人们甚至于我们所有想做写事情的人的价值趋向的偏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