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谈谈利润及其来源”一文发表后，网友贺月元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考虑到这些意见可能有些代表性，因此有必要把某些笔者在文中没能说清楚的问题进一步展开一下，也算是对贺月元一文的回复。
笔者曾经强调过：在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搞清楚科学是干什么的；实证科学的目的是改造世界，经验科学的目的则是解释世界。笔者特别强调了一点：实证科学不能被用于解释世界。实际上，这个观点并不是笔者的发明。现代著名哲学家陈嘉映就在多处阐释过同样的命题，例如他在其翻译的《哲学中的语言学》一书的“译者导言”中写道：“让我们想一想能量能从黑洞逸出或空间弯曲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由高度形式的方法确定的，他们作为科学结论严格地约束于获得它们的方法系统，因此他们缺乏弥漫性，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实或科学结论转移去为不受这个方法系统约束的现象领域提供解释。”“在哲学书里，我们的确常见到人们用非线性代数支持辩证法，用海森堡原理来论证没有确定可靠的知识，科学家忍不住会嘲笑这种外行人的夸夸其谈。”“科学的系统方法把结论的意义限制在系统之内，限制在这门科学内部，不允许它们弥漫开来加深对其他现象的理解。”[1]
因此，当我们发现：实证经济学谈论的利润、成本、收入、工资、利息、租金、……等与我们平常普通人所谈论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时，这本来没啥可奇怪的，我们并不期待着实证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仅需要实证经济学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1947年，有个叫纳斯德（R. Lester）的美国学者指出：他调查了波士顿地区所有汽车运输公司的雇员政策，发现没有任何公司会依据什么“工资=边际贡献”的原则行事。他因此对所谓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张五常讥笑纳斯德是犯了“否定前提”之“逻辑错误”，因为若A则B成立，不能推论非A则非B成立。准此，没有任何老板依据“工资=边际贡献”的原则行事，并不能成为推翻“分配理论”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谁是正确的呢？
根据我们的前述原则，如果“分配理论”是一种实证理论，纳斯德当然错了。因为如果企业主们没有用“分配理论”这个工具去“科学地”制定工资，那只能说明他们是“科盲”。他怎么可以因为有人不懂得应用科学而妄称科学是错误的、并轻率地指责科学呢？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并且根本没办法知道如何应用这个“科学”时，我们也不能说该“科学”是错的，而只能说它是无用处或无意义的。这个例子或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两类科学的区别何在。
但是，我们现在是站在经验科学的立场上解释经济现象，或用张五常的话来说，是要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和行为”。既如此，纳斯德的指责就是充分正当的——如果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家们所解释的不是一回事，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的理论究竟解释了什么呢？
关于“解释”本身，其中还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解释”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可能的方向是，“解释”应该揭示事物背后的本质；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阐释事物的意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纯粹说理”（哲学）的层面了。笔者曾在“经济理论和事实”一文中谈到：我们如何看待事物，取决于我们信奉什么样的“情理”。其间的关系是：道（理）不变，天（世界）亦不变。按照传统形而上学观点：一切现象都只是某种虚幻的存在，事物背后的“本质”才是其真实存在。于是，这样理解的“解释世界”，就是要指出现象“背后”的、或事物“内部”的本质是什么。循着这一思路，价格只是某种假象，价格的本质是价值；利润也是假象，利润的本质是“剩余价值”或别的什么……。这当然是一种“解释”。对于这种“解释”以及有人至今仍坚持这种解释的正当性，笔者不想再多解释什么了。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支撑这种解释的“情理”（哲学）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现代分析哲学的思想方法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今天，人们早已经放弃了对于事物“本质”的迷恋，而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事物的关系上了。
所以，笔者在《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书中对社会经济现象所作的解释就是在阐释概念（经济范畴）的意义。但是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意义，就是该概念在人们的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用法。因为“本质在语法中”（维特根斯坦语）。这里的“语法”不是语言学概念，而是指“词语的用法”。在这里，词语的“语法”和概念的意义是一个意思。接下来的问题是：这语法又是由谁规定的呢？语法或概念的意义是由人们的生活形式决定的：“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2]
简单地说，概念的意义其实与使用者的生存活动、话语语境和人的目的意志密切相关。人的语言实际是一个高效而经济的系统：凡是人们关心的东西，人们一定会创造一个词语以便能方便地谈论它；在确保具体语境下不会误解的情况下，同一个词语还可以有不同的用法以谈论不同的对象。活的语言里绝不会出现不知道“所指”是什么东西的概念，也不会出现在同一语境下既可以指这个、又可以指那个的糊涂概念，这种内涵完全模糊的概念往往出自学究的书斋中。
举例说：英文里只有brother一词，但中文里一定要区分为哥哥还是弟弟；英文uncle，中文却必须区分叔叔、伯伯和舅舅，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宗法礼制管理的社会，人们只有在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具体位置后，才能决定要采取的行为方式，以使其行为符合具体的社会道德要求。英国人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把brother和uncle做出这样的细分就完全多余了。
同样，经济概念也必须从人们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去寻求意义和理解：例如价格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只在交易或准备交易时才关心价格，因此，唯一正确的途径是从人们的交易过程中加以解释；为了解释利润是什么，你就必须说明利润对谁有意义、利润概念是在什么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某些宣称以“解释真实世界”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是如何解释“现象和行为”的。
向松祚写道[3]：“五常反复强调：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价格理论。价格理论的精髓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需求定律也），其他任何千变万化的理论，若不是从这个基本理论推演出来，皆是谬误。”
要知道，“需求定律”这个可疑的东西，从马歇尔以迄萨缪尔逊、经数代人多方论证而不可得，现在干脆武断地成了一个不可讨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并且不允许任何理论违背它。为了不违背这个可疑的“需求定律”，一些学者躲在书斋里，杜撰出许多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的概念来，例如他们宣称，他们提出的“利润”与会计利润无关，成本与会计成本不同，“利息”与银行利息迥异，“收入”也不同于日常谈论的收入……，不一而足。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理论真的“解释”了“真实世界”的“行为和现象”吗？他们这些“高深的”概念与人们关心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实际意味着：他们的解释实际与人们的行为无任何关系，因而是无意义的。
非但如此，这类经济理论由于越来越习惯于在书斋中随意构造各种不同的经济概念，他们甚至开始以病句和胡话来构建理论，谓予不信，兹举数例如下：
哈耶克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概念：自发的扩展秩序。他并且强调这种“秩序”是自发产生、而不可能是人造的。
我们先来看看“秩序”一词的用法：凡到过香港和深圳的人大概都会同意：香港的交通秩序比深圳好，但你不能说：香港的交通制度比深圳好。我们可以说：制定制度，但绝不可以说：制定秩序。因此有结论：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是人造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哈耶克的“秩序”实际包含了“制度”的含义在内。为了说明哈氏的概念不同于日常语言中的秩序概念，于是有人生造了一个怪词：“制序”。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秩序”或“制序”“不可能是人造的”这个命题，我们同时就接受了“制度不可以是人造的”这个我们或许并不认同的命题。这一方面造成了制度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又把人们对制度的制定和改革的必要性完全取消。笔者承认，哈耶克是在强调自由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自由也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用病句来论证一个好东西，结果可能造成对好东西的损害。
费雪无疑是一个大师。在费氏的体系内，“收入”的实际含义为享受物品时获得的感受，即所谓“心理收入”，可见其内涵其实就是效用。费氏又把一切物品都定义为资本，并且认定：一项资本未来时间的“收入流”贴现值之和，一定大于资本的现值，其贴现率便是利息率，在此意义上，收入也就是利息了。
费雪的利息理论是一种实证理论，其结论应该有助于银行和货币当局处理具体货币业务——是否实际有助于则当别论。如果把这一理论当作经验科学来解释现实，就将变成了一堆胡话。再重复一次前述陈嘉映的告诫：“科学的系统方法把结论的意义限制在系统之内，限制在这门科学内部，不允许它们弥漫开来加深对其他现象的理解。”
张五常就常常引用费雪的理论来解释“现象和行为”，他丝毫不考虑其“心理收入”（也即效用）之流的“贴现值”如何可能、以及这个“贴现值”与“资本的现值”的比较是否有意义这样的问题，反而进一步用这种办法来解释一般商品的价格，并断言：价格就是边际上的最高用值。在这里，所谓“用值”也还是那个效用。用效用的贴现值和资本现值进行比较、以及用价格与效用（边际用值）进行比较，这与比较“夜与木孰长，智与粟孰多”一样，都是在说胡话。
康德为真理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检验标准：真理必须“对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而所谓“有理性的人”是指那些用自己的脑子进行思考的人。当人们对自己说：大师和伟人的话还会有错吗？这时，他或许正在准备丢掉他的理性。确实，马克思是伟人，斯密、凯恩斯也是伟人，但伟人不是不会犯错误的人。“伟人”之“伟”是用他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但在伟人犯错误的时候，他犯的错误通常也会比我们普通人“伟大”得多。我更愿意说：吾爱伟人，但吾更爱真理！
[1] 泽诺.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陈嘉映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41节，《维特根斯坦全集（卷八）》，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