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斯密的价值理论，较早地给予系统而有影响之评论的是萨伊和李嘉图。虽然萨伊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截然相反，而且都能从斯密的著作中找到理论渊源，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斯密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批评。如，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批评斯密只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而忽视了资本和自然力的作用；至于李嘉图则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斯密在论述价值决定时既用耗费劳动又用购买劳动，实际上是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尺度。马克思在继承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也作出了斯密的价值论是矛盾的“双重价值论”的判断。
斯密的价值理论究竟是一元价值论还是二元价值论？由于马克思认定是后者，所以我国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也长期无人表示不同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在《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统一》论文中认为斯密并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而是一个生产费用价值论者。（见蔡继明“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统一”，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一期）笔者通过对《国富论》的研究也得出了和蔡继明教授相同的观点。
诚然，斯密在《国富论》的不同地方分别说过价值决定的两种思想，一方面，所谓的“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衡量”之说，意味着价值源泉是人类的劳动；另一方面，所谓的“价值是由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意味着价值的源泉不仅包括人类劳动在内，还包括非劳动要素在内。然而，需要我们研究和深深思考的是：为什么斯密在得出“购买劳动决定价值量”的同时，还得出“耗费的劳动量是价值决定的唯一因素”呢？据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从本源上看，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6页）；其次，从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劳动是财富制造过程中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至于非劳动要素则可以无代价地或无偿地加以使用。如在斯密所举“捕杀海狸和鹿”的例子中，人们为了获得这两种产品只需要付出自己的劳动，至于捕杀“海狸和鹿”所需要的工具则属于捕杀者自己所拥有，或者说依靠自己来制造。虽然从理论上讲，“海狸和鹿”的价格中应该包括捕杀者的劳动所得工资、捕杀工具的所得利润等部分，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捕杀者并不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购得各种捕杀工具，在劳动者的心目中，也就没有必要将其收入人为地细分为不同的部分。自然地，斯密也就认为，“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地说，斯密得出“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 、“价值量唯一地由劳动付出量决定”的结论是有前提的，这即在“进步社会”之前或者说在非“文明国家”，“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但是，社会一旦进入文明时代，即“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低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这样，“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 （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3-44页）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斯密的价值理论并不矛盾，斯密的价值理论其实是唯一的，即他主张由“购得劳动量”决定价值，这种购得劳动在“野蛮社会”就是生产者所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在“文明国家”则是包括各种生产费用在内。
当然，笔者认为斯密的价值理论在总体上不矛盾，并不意味着斯密的价值理论中不存在任何缺陷。实际上，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来分析，斯密的理论中至少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他没有考虑到需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富论》中，斯密虽然提出了“水与金钢石的价值悖论”，但是却没能提出形成“价值悖论”的原因解释。二是他依据财富的物质性而提出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财富观是不吻合的。三是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了价值的源泉在于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但是由于其文字表述上的混乱与不严谨，导致了人们对他的价值理论产生了较大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