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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村大多有杀猪过年的习惯。
杀猪需要一定的技术[1]，但技术的专门化取决于对专门技术的需求，而需求又取决于市场化程度。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程度市场化的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专业化格局。专业化格局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理性发展的结果。市场化推动经济理性的萌生和扩张，技术和市场的结合使技术本身具有了越来越强的主动性和支配力，因此专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杀猪作为一项专门技术随之形成。
在传统农村社会，杀年猪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杀年猪既是收获一年的劳动成果，也是为下一年的猪肉猪油消费作储备），还有情感、伦理等方面的社会价值。比如，吃杀猪饭就是联络亲戚情感，建立和巩固亲缘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杀年猪具有彰显家庭存在，维护家庭社会地位（或“面子”）的意义。但是，在市场化推动的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使传统价值的地位下降，杀年猪及吃杀猪饭的仪式意义和构建情感网络的价值也在逐步降低并最终丧失。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云南岩村[2]杀年猪的专业化发展及吃杀猪饭的宴请活动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市场化的发展及在此背景下经济理性的扩张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二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岩村，大多数家庭都杀猪过年。年猪不仅提供过年期间的肉食，也是下一年唯一的食用油和猪肉来源。当时，国有商业系统的猪肉和猪油实行凭票供应，而肉票和油票只有数量极少的城镇户口居民才能领取。少数村民即使不能每年杀一头猪，也会隔年杀一头。由于国家对农民有生猪派购任务，农民实际上没有任意宰杀自己饲养的生猪的权利。杀一头猪的前提是完成向国家交售一头指标猪的任务。当然，也可以只卖指标猪而不宰杀。当时，卖指标猪是一些农家重要的现金来源。一些家境比较贫困，或者面临盖房子，娶媳妇的家庭，会选择连续几年只卖指标猪而不杀年猪。
这一阶段岩村的杀猪活动还处于较低的专业化水平，具有专业色彩的“杀猪匠”还没有出现。一般来说，在一户人家的亲戚里面，总会有几个曾经杀过猪或者敢杀猪的青壮年，届时就请来帮忙。对村民来说，杀年猪是一个家庭一年中的一件大事[3]，亲戚总是要相互帮忙的。而且，杀年猪时主动前来帮忙的人数，体现主家在亲戚中的人气和地位，也体现亲缘共同体的团结和协作精神，因此，杀年猪活动本身具有仪式的意义。当然，由于缺乏专业化，效率一般很低下。即使主家事先将准备工作做好，四、五个男人，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将一头猪杀完[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非市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效率事实上还没有进入村民的效用函数——年前农民本来就有着大量的闲暇时间。况且，这种对效率的忽视正好使这项活动的非经济价值得以实现——人们在轻松悠闲的劳动中谈天说地，增进感情。
杀年猪的当晚都要请吃“杀猪饭”，邀请的一般是三服以内的亲戚。也有请朋友的。不过请亲戚一般是全请，朋友则只是单请。鉴于当时农村生活的极端艰苦，吃杀猪饭相当于过年的预演。亲戚间相互请吃杀猪饭，起到加强情感联络、稳固亲缘共同体的作用。有的人家常年杀不起猪，由于不能回请别人，就会找理由回避吃杀猪饭，久而久之，也就疏离了原来紧密的亲戚圈子。也有这种情况，一户人家如果要有意疏远某个亲戚，采取的心照不宣的方式就是有意漏请，或者回避、拒绝其邀请。当然，也有通过请吃杀猪饭化解宿怨的情况。所以，杀年猪是一个关乎家庭在亲缘共同体甚至村落中的地位，关乎面子的重大事件。只要有可能，不盖房子也要杀年猪。对一些贫困家庭，杀年猪甚至成为多年的奋斗目标。
赋予杀年猪和吃杀猪饭以丰富和沉重的社会意义只能是传统社会的特有现象。在传统背景下，人们主要通过亲缘路径进入社会，亲缘共同体对个人及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是一些非经济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而实现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大多具有仪式的性质。但是，人的理性是发展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形成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当人们的交往关系逐步超越亲缘共同体，或者说，单纯的亲缘共同体不再能满足人们扩展社会交往空间的需要时，经济理性必然萌生并逐渐成为支配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原则，其结果，可能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传统的仪式价值的降低。
三
这种变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由于市场的开放，农民可以自己杀猪到集市上出售。这样，作为需求者的农民即使自己不杀猪也可以通过集市获得猪肉和猪油的供给，杀年猪不再是农民获得全年生活所需要的猪肉和猪油的唯一途径。部分家庭用买肉过年代替杀猪过年，于是，杀年猪的农户相对减少了。但是，由于粮食供应丰富并出现剩余，养猪成为农民实现食物转化及增加现金收入的重要形式。在平常时期也有人家杀猪出售，对杀猪的劳动需求实际上大大增加，于是，具有一定专业色彩的“杀猪匠”出现了。
但是，在这一 阶段，即使是杀年猪，所采取的方式也与此前大不相同。由于技术娴熟的相对专业的“杀猪匠”的出现，人们杀年猪不再是请亲戚帮忙。“杀猪匠”的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帮忙，而是具有交换的性质。作为报酬，“杀猪匠”可以得到商定好的或者约定俗成的一定数量的猪肉或者一副猪下水。这代表一个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效率得到较大的提高。“杀猪匠”自带主要工具到主家，在配备一两个帮手的情况下，一个上午就可以杀完一头猪。对于主家来说，请“杀猪匠”杀猪其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由于“杀猪匠”的专业性，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损耗，保证质量，而且省却了请亲戚帮忙的诸多麻烦。通过交换的方式，以一定量猪肉支付“杀猪匠”的劳动，免除了主家对帮忙者欠下的“人情”。相对专业的“杀猪匠”的出现，从供给角度看，是由于农户对专业化杀猪劳动需求增加的结果（实际上，由于作为人力资本的技术依附于人身而具有流动性，“杀猪匠”的劳动供给可以跨出村落界限而为周围村落农户服务，这相当于“杀猪匠”劳动市场半径的延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杀猪技术相对专业化产生的经济原因），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农户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对杀猪活动效率提高的要求。提高效率要求技术发展的专业化，但是，技术专门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使传统的其乐融融的杀猪活动丧失其情趣，失去其沟通和加强亲戚感情的功能。杀猪不再具有仪式的意义，而仅仅具有经济的价值。
再说吃杀猪饭。由于可以通过集市得到新鲜猪肉供应，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杀年猪。这样的家庭，对于亲戚请吃杀猪饭，往往采取推辞的态度。于是，以前杀年猪时大宴宾客的场景越来越少见了。吃杀猪饭时请客的亲戚范围缩小，数量也减少了。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人们是以自己为核心按照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原则扩展社会联系的。在传统社会，人们构建或选择社会联系的行为受伦理、情感等等非经济理性支配，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人们的选择受到以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理性的支配。80年代中期以后的岩村，在市场化逐步扩张的过程中，传统理性逐渐衰落，而经济理性逐步成长。人们经济理性成长和扩张的一个表现是，请吃杀猪饭不再是构建和强化亲缘共同体的工具，而是争取、获得和维持经济和社会利益及构建社交共同体的途径。于是，请吃杀猪饭成为接近干部、结交朋友、建立、维持和巩固经济及社会联系的手段。在亲戚受到冷落的同时，干部和朋友可能受到重视。这种变化的根源，也在于市场化的发展。在传统社会格局下，人们主要借助于亲缘关系进入社会，因此，基于情感的亲缘共同体对个人和家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化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一般来说亲戚之间提供的资源具有趋同性，不能为人们进入市场扩展社会联系提供相应的资源，因此，在逐步超越情感的理性成长背景下，朋友关系及与干部的亲密关系比之亲戚关系具有了更重要的价值。
四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杀猪匠”虽然具有一定专业化色彩，但由于市场有限，尚未实现充分的专业化。上个世纪90末，岩村通往乡政府及周围几个村庄的公路修通了，商品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岩村由于其自然和生态条件，成为所在乡主要的生猪养殖和猪肉供应基地，生猪宰杀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杀猪所体现的经济理性色彩愈加浓厚，而传统成分日益减少。在岩村出现了第一个取得食品主管部门许可的生猪宰杀户，配备了宰杀生猪及储存猪肉的工具和设备，专门为岩村和附近村庄宰杀生猪。作为专业的经营户，有着专门的工具和技术，因此效率比较高，两人一天可以屠宰7头猪。此时经营户和送猪上门宰杀的农民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亲戚或朋友关系，而是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经营户及其顾客的行为都受到成熟的经济理性的支配。经营户代人宰杀一头猪收取一定的屠宰费，还从事猪肉经营。所宰杀的生猪，除供应本村外，还到附近集市出售。
由于村民结婚大多选择在腊月，此时对猪肉的需求比较大，因此生猪宰杀在这一时期也比较集中，但同传统腊月间的杀年猪相比已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里的杀年猪具有仪式意义的话，市场化背景下即使是腊月间的杀猪也仅仅具有经济的性质而不再承载伦理和情感的价值。人们在腊月宰杀生猪，一是为过年做准备，二是为乘过年村民对猪肉需求旺盛取得更多现金收入。也正因为如此，代表传统社会杀年猪的仪式意义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吃杀猪饭”行为在进入21世纪之前就绝迹了。
五
按照斯密的观念，人们具有交换的本能，这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分工和专业化意味着技术、工艺甚至工序的独立化，而独立的前提是具备足够的市场规模——一个足以保证独立工艺或工序生存的市场规模。因此，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度受市场规模的制约。一般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也相应提高。岩村人杀年猪行为所遵循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应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传统社会格局，杀猪行为几乎不具有专业化色彩；80年代中期以后，“杀猪匠”的出现和专业化的逐步发展，可以归结为市场化背景下人们效率观念的觉醒；而90年代之后专业经营户的出现，所依赖的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及交通条件改善后交易费用的降低。专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人们经济理性觉醒和扩展的结果。作为人力资本，技术的形成是有成本的，这要求技术拥有者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形式获得报酬。同时，也只有市场化的形式才有助于技术拥有者计量技术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只有在人们经济理性觉醒和成长的背景下，借助于市场，人们能够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成本进行度量和权衡，在专业化收益大于成本并能保证净收益实现的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才会现实的产生。在岩村杀年猪劳动的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尚未出现分工和专业化，原因在于这一阶段人们的经济理性还没有觉醒，而且，市场也没有提供专业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二个阶段，出现了具有一定专业化色彩“杀猪匠”，但专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专业化出现的原因在于人们经济理性的觉醒，在于“杀猪匠”对技术专门化的成本收益的度量和比较，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原因则在于市场规模的限制；第三个阶段，专业经营户的出现代表着专业化发展的相对成熟。其原因在于人们经济理性的充分发展及市场范围扩大为专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社会关系整合理论，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成长的[5]。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主要在共同体内部展开。在共同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伦理、道德、文化等非经济力量的调节，人们的行为理性主要表现为非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交换半径的延伸，个体的社会交往必然突破共同体的界限。由个体出发自内向外展开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个人利益逐步被唤醒，经济力量作用增强，经济理性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岩村人吃杀猪饭的行为模式的变迁，为人类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价值解释范例。在传统社会格局下，人们的行为受非经济理性或者社会理性的制约或指导，于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整合的形式，吃杀猪饭具有重要的仪式意义，这一仪式承载着联络和强化亲缘关系，彰显个人或家庭社会地位的功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个人社会交往逐渐超越亲缘共同体的范围，在个人对外部资源的需要不能在共同体范围内得到有效满足的前提下，非亲缘关系具有了重要意义，这导致了吃杀猪饭的传统价值的降低，并渗入了现代理性的因素。在市场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在个人对市场参与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个体逐步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赖，于是，作为整合共同体内部关系和实现共同体价值的仪式的吃杀猪饭活动也就完全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1] 起码要能够把猪杀死。在笔者的记忆中，曾有过猪没有被杀死而在浇水褪毛时爬起来跑走的事件。
[2] 位于云南省东南部距省会昆明200多公里的一个山区村落。
[3] 作为一件大事，杀年猪还需要选吉日。
[4] 包括最后将猪肉分解好，将下水洗干净，还不包括烧猪头和猪脚。
[5]参见赵峰：《理性的发展与交换的产生——关于市场起源问题的一个超经济学分析》，http://www.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23330 赵峰：《农民理性:传统、市场和国家——农民理性发展的规范分析》，http://www.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6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