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塔洛克认为，以哈伯格三角形衡量的垄断的价格扭曲效率损失和以莱本斯泰因四边形衡量的垄断的成本扭曲效率损失都低估了垄断的社会成本。他认为，垄断的最重要的社会成本是潜在厂商为了成为在位厂商，以及在位厂商为了保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这部分成本可以用表示垄断利润的四边形来表示。一般地，我们将这个表示垄断社会成本的“利润四边形”叫做塔洛克四边形。波斯纳就曾分析过要成为垄断者的企业间的竞争中寻租行为的极端例子，得出所有垄断租金都应该算在垄断成本上的结论。
垄断利润可能是与垄断相联系的福利损失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但是，塔洛克将全部垄断利润都一般地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这就不正确了。第一，寻租活动中应该是攫取租值的边际支出等于边际租值收益，而不是攫取租值的总支出等于总租值。因此租值是有消散，但一般是不可能全部消散的。第二，张五常讲的更深刻：租值是有消散，但是经济一定会内生出一些安排来避免这种消散。这是说，经济中的租值消散一定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小的消散。综合上述两点，我们不应该对垄断利润的多大比例应该算作福利损失做出一般结论。只有对寻租博弈的仔细描述才允许我们给出这一比例的数量约束。而由于寻租博弈在实践中变化很大，我们将不得不一个事例一个事例地分析该问题。
不过，塔洛克分析的更为重要的逻辑错误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竞争力理念，误以为凡垄断利润都会带来寻租这样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因而错误地将垄断利润一般化地算作是与垄断相联系的福利损失的一部分了。可惜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指出来。
实际上，垄断的成因不同，垄断利润对于在位厂商以及潜在厂商的影响就不一样，并不是凡垄断利润都会带来寻租这样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如果垄断的成因不是行政因素，而是有利的成本结构或者专利技术等等，那么为什么导致的不是努力降低成本和潜心发明创造这样的生产性寻利活动呢？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努力降低成本和潜心发明创造这样的生产性寻利活动，而不会是寻租这样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塔洛克四边形只是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而决不是一般垄断的社会成本。
即使是行政垄断，如果垄断地位是通过拍卖来分配的，那么由于支出被政府得到了，垄断利润就不能算作社会成本，至少不能全部算作社会成本。的确，由于确定价格、质量等标的的拍卖者是政府组织或者类似于政府组织的中介组织，一定程度的寻租活动仍然不可避免，因此一部分垄断利润肯定应该算作社会成本。不过，我们却不能对多大比例的垄断利润应该算作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做出一般结论。
如果不是采取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垄断地位，那么寻租活动当然要发生，租值自然要消散。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寻租活动中应该是攫取租值的边际支出等于边际租值收益，而不是攫取租值的总支出等于总租值，租值一般是不可能全部消散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预期较之于通过拍卖来分配垄断地位的情况，垄断利润的更大部分应该算作社会成本，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对多大比例的垄断利润应该算作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做出一般结论。
其实，垄断不过是竞争的产物，我们提倡竞争，就不应该一般地反垄断。当然，由于不是凡竞争都是合意的，一方面，一些垄断是应该反对的，比如行政垄断就应该反对，事实上，也只有行政垄断才是应该反对的；另一方面，一些垄断行为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但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哪里只是这些垄断行为呢？我们讲产权是因为要对竞争方式进行筛选限制而起，但产权要筛选限制的可不仅仅是这些不合意的垄断行为。所以，我们反不正当竞争就是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一般地反垄断。我们补充和完善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了，何必要劳师动众去搞什么反垄断法和反垄断呢？
我们要知道，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虽然说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行政垄断需要依靠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但严格来讲，反一切形式的垄断，要害不过是消除市场禁入，因此搞那么复杂的反垄断法多少给人多此一举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