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笔者在《政协新闻网》上，看到了林毅夫教授的一篇言论，其题目是《经济学理论需要自主创新》。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林毅夫教授说的“经济学理论需要自主创新”的言论笔者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林教授言论中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的这种说法感到纳闷。笔者以为，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会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是由于他们对一个国家、一种社会的经济在什么状态下才能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没有认识到即缺乏对其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
一、对当前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的探讨
在尚未解答上述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讨论一下“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的问题。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搞不清楚，其他问题恐怕都难以搞清楚。笔者以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期。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社会大约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先不论其预测是否正确，但是，有一点大家很难否认，那就是，从大的发面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基本过去，而人们一般认为，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这一点，笔者也是 赞同的。如此，笔者为什么又要说“人类已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了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非也。为此，笔者就需要给读者做一番详细的解释工作。
笔者上述讲的“后资本主义”有两个含义：第一，即将结束了的资本主义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初期、中期、后期的话，现在正处于“后期”。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已基本结束，已发展到马克思曾经预测的社会形态——假如它是马克思所预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话。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时期即将结束？这是因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越是后产生的社会形态其存在的时间越短。比如原始社会，大约存在了50万年或更长的时间，比如奴隶社会，据科学考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存在了5千至1万年的时间，而封建社会呢？最多不超过3千年，而在我们中国，从西周开始算起，最多也只有2千500年的时间。
那么，作为一种“后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究竟应该存在多少年？按照越来越短的递减规律，笔者以为，它应该在800年以内（大约是封建社会的三分之一或更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大约还有200多年的历史——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了500多年，所以还剩下200多年的时间了。
诚然，这也不是说，不同的社会制度是相互隔绝的，就不能相互渗透，而事实上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相互渗透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必然的。先不要说在同一个地球的同一个时期存在着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相互渗透，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两种或两种以上社会制度的相互渗透也是常有的事情。即便现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在我国也共存。
二、为什么说人类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说人类已进入“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形态）”？这是由缓慢的资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的——由于生产过剩，在某些地区、某个时期内，资本的投入与产出业已不成正比。大家知道，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了大量的资本，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投入与产出应当成正比，而现在的情况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迟缓的问题，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不惜发动一定层次与规模意义上的战争，结果怎么样？结果其经济增长依然缓慢。试问，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笔者以为，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的本质就是增殖，而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放弃资本本质、把利润分给人民，以提高社会的购买力，所以使其本增殖不像以前那样迅速。
大家知道，产品销售是使资本增殖唯一、最好的途径，如果人民没有钱购买，资本又如何去实现增殖？尽管有盖茨、巴菲特等开明的资本家会把部分钱捐献，但可以肯定，依然解决不了生产过剩或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是，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资本增殖与提高购买力是矛盾的。这是因为，要想实现资本增殖就须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购买力会更低。
笔者以为，说“人类社会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购买力资源决定经济增长、规模而非仅仅是由资本绝对量决定经济增长与经济规律的伟大时代。如今，有一种现象人们不能不承认，那就是好的项目非常少而等待投资的资本今非常多。换言之，谁要是有一个一定能挣大钱的好项目，它需要多少钱人们就能给他多少钱。
于是，在没有“好项目”的前提下，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麦肯斯的“对冲基金”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比进入金融、期货市场更好的、生产传统商品的好项目。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有其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赞同他们，而是说当传统生产不能为其创造更大价值时他们就会自己找出路。
换言之，如果是在“圈地运动”时期，在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的短缺经济时代，也就不会有大量的资本金进入金融、期货市场的必须。正是由于如此，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才会转化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后两者其实都是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虽然这种生产过剩危机仍然是相对的，并不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人们不需要，而是人们没有剩余货币去购买。
反言之，如果大众手里有大量的剩余货币，全世界的生产能力根本就满足不了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想说明的问题是，从上述现象上看或对上述现象深层次原因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根本标志就：决定经济规模的因素正在由资本向购买力等资源转移。
三、为什么说“后资本主义”属于“资源经济”？
说人类已进入了包括购买力在内的“资源主义”社会，或者说以资本为基础、为特征的经济时代正在被以资源为基础、为特征的经济时代所代替是毫无疑问的的事实。如此，当然也就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别的，正是“资源主义社会”。笔者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若搞不清楚就破解不了林毅夫“难以解释的现象”。
诚然，笔者之所以要讨论上述问题是为了破解林毅夫“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两者不仅有联系，而且有本质、内在、必然的联系。换言之也就是说，林毅夫教授之所有“难以解释的现象”之感叹，是由于林教授没有发现或者说是由于林教授还没有认识到在“难以解释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具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更不要说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不知。
笔者深知自己还不属于著名经济学家，更不如林教授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更有名，但敢于夸口的是，笔者对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的分析是到位的或者说是基本到位的。为什么？因为笔者不仅认识到上述，而且还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制度的一种，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呀。
如此，笔者是否在说，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搞的还不是市场经济？是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搞的又是什么经济？笔者以为，他们搞的是资本经济，或者说它们还没有从资本经济的制度中解脱出来。笔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属于“资源经济”的范畴，而资本经济则是“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经济”的一种经济制度、模式。
显然，在当今的世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谁拥有了资本谁不一定就能够拥有经济”的现象。比如，美国就是一个最大的资本拥有国，尽管他们一直想“说了算”，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通过非资本的、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尽管解决不了。大家知道，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而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
毫无疑问，它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有直接的联系，具体地说就是，当今的人类社会已进入了“资源主义”历史阶段。换言之也就是说，正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最终会被其后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道理一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也难以脱逃被其后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代替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资本主义非人类社会“终极阶段”。
四、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或许有读者会问：如果说市场经济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市场经济又属于何种社会的经济制度呢？笔者以为，它本来就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就像资本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道理一样。于是，便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
笔者经研究发现，“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测的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正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也。笔者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第一，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事情，武装夺取政权也只能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成功，换言之，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化不只有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政权以后，经过了将近50年的努力，其经济并没有赶上资本主义国家，从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来看，反而出现的“滞后”的现象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与马克思预想的不同状态。否则，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会发生“剧变”而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更不会“解体”——因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比资本主义国家好。
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说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持续发展并非是偶然的，偶然中一定存在必然因素，而这个“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应。换言之，假如中国仍然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日只辉煌，笔者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铁的事实来说明。
第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都是这种认识。试问，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什么就不叫“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界于、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因此，它能够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兼容并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上分别看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身影，正像在邓小平理论所阐述的“一种社会，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就像我们能够在封建社会的身上看到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身影一样。
五、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笔者以为或者说“后理论经济学”学者以为，它是以市场为基础、为前提，以市场经济结构、机制调整为已任、为纽带的一种经济制度、经济模式，其本质体现为“资源说了算”。
诚然，这里讲的资源主要是指无形资源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因为在资本经济仍然统治的这个世界，有形资源的是否丰富还不是经济社会是否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在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还没有发展、发达、完善起来而仅凭自然资源发展、决定的经济社会制度具有原始社会性质。
准确地说，市场经济是由无形资源决定的经济模式。比如供求关系、购买力就属于资源范畴。当然，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有本质与内在的联系，比如过剩的产品、生产能力、资本等，一旦过剩就变成了资源而不再具有资本意义等。笔者以为，产品、生产能力、资本等一旦过剩与埋藏于地下的矿藏资源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自然风光资源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
市场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无形资源？购买力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无形资源？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持续增长？难道不是由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不是由于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大市场？不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越来越拥有购买力资源？诚然，存在于中国的购买力资源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潜力又是它们无法相比的。
那么，笔者又凭什么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首先，大量公有制企业的存在有利于对过剩产品、生产力、资本生产的限制；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三峡工程），而西方由于主要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国家领导人、议员的产生要听从、反映资本家和利益集团的意志；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能对市场结构适时地进行调整。
诚然，这也不是说我们目前搞的市场经济就不存在问题，而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上述比较优势。诚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不面临相对意义上的资本经济制度不完善的地方，而是说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上讲市场经济属于“后资本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六、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为何是因制度对称？
笔者以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1978年至今所以高速、持续增长，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或许又有读者会说：中国成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以说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如果成功实行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那么，不也就等于说，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是由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
为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就需要向读者再导入一个新范畴——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对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种社会制度应该与一种经济制度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比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应该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分别对应。诚然，这也不是说，在一种社会里就不可以存在、对应多种经济制度。
那么，讨论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讨论这个问题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笔者想说明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实行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如果是对应的，那么其经济就能得到高速持续增长——超前或滞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要说可持续发展。“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滞后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之缓慢就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也就是说，如果要问菲律宾、印尼和非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放慢的话，笔者的回答是，它们主要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换言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里其经济要想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对应是必要而又必然的条件！
上述，难道不是中国经济从1978年至今所以高速、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吗？大家知道，俄罗斯是由计划经济转入资本经济的一个国家，事实证明，发展了20多年以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中国快；大家知道，现在的朝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不能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其经济至今发展不起来。如此也就揭示了此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是需要对应的，对应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它不是“人为”而是“物为”的结果。一个能够按规律办事的国家，其经济为什么不能高速持续增长呢？说到这里，笔者以为算是解释、揭示了林教授的那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原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按经济社会的对应规律办事！
以下是林毅夫教授的言论（供参考之用）：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需要自主创新
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至4倍。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二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难以解释的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的改革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但是中国经济1978年至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年至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 最近一个例子是2000年至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7.8%，1999年7.1%，2000年8.0%，2001年7.5%，2002年8.0%，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 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以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和失败，也难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其实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的机会。
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呼唤自主创新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挑战。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下子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国家。如黄仁宇教授所说的，在近代史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心里充满着两种情操：救亡和图强。当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时，一心想的是救国；当和平时，一心想的是怎样让中国富强起来。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为起点，斯密探讨一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因此中国人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 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都适用，因为任何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的限制条件，包括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构架、物资条件、市场发育水平等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取回的经在发达国家或许是适用的，但是在中国很可能因为条件的差异，而适用性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现代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到新制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到理性预期理论，到新古典综合理论，无一不是在不断否定中前进。如果我们要取现代经济学的经回来运用，到底取哪一部经？ 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通常是为了解释现在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现象，其问题特征不见得和我国相同，因此那些理论不见得有借鉴意义；即使有些理论讨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会而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肩负起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重任。来源：《政协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