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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终究是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才是集体主义的！
就像钱穆先生讲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游牧文明的差异，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整体上就少了侵略性但多了一些固地的保守。中国哲学的核心讲的是天人合一，每一个体都可单独与天交流。每一个体对天的理解取决于其感悟，这便是中国社会对高人尊崇的标准。这个天道也因而个性化了。这其中的不可交流性又造就了文人自我的某种封闭、自傲，而重天轻人的文化又引起了高士清高的性格。
西方的宗教则不同，他们的上帝是一个具有单一共同人形的偶像，在偶像下边大家彼此作为兄弟相处。大家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讲博爱。在天父主持的家庭中兄弟间的既友好又竞争的关系与中国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神秘自闭、隔离而后仁爱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修炼渐进化境，悟出道理、恬淡人生，但是这又遇到了现实的麻烦。人们毕竟需要彼此合作才可和谐生存，中国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自我拯救，“仁”、“礼”等一系列观念就成为了矛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无论如何这个“仁”作为德行还是主体“个人”的一种主动修炼！强调得越多意味着背后的缺乏。中国对“仁”的强调往往在人际关系中变成了一种带有策略性质的规则。
西方对集体和谐问题没有中国人强调得那么起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实践中往往可以自动达成和谐。同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这个身份是公开的，而不必像中国人那样必须伴随修炼才可越亲近天道并且有多亲近彼此还是互不知晓的（这就埋下了潜在的竞争、欺瞒、装蒜的诱因），故而西方骨子里有一个人人平等的意识。作为一个潜意识他们倒觉得需要不断强化甚至矫枉过正地强化个性。
中国人对和谐的强调始自对和谐的信心不足以及对不和谐现实的不满。中国人重视和谐不是体现在文化行为中，而是与现实行为形成鲜明比照的文化论述中。
中国人的智慧与矛盾性格也与此有直接关系：由于注重与天道的和谐个体有割裂倾向，于是人道中以“仁”作拯救之舟弱化个体谋略占核心地位带来的人间不和谐。中国人个体可以是高度智慧且无与伦比的，但这种个人中心的主体意识造成人际团结能力与西方有本质差距。这是缘自心理层面的差异。今后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国人不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