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毒奶粉到毒胶囊，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国人的头顶，层层检测之下，毒胶囊为何依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发达国家，治疗同一类型疾病的处方药品一般不超过三种（不含针剂），比如在美国，治疗乙肝的处方药只有三种，拉米夫定、恩替卡韦和替比夫定，其中两种出自葛兰素史克公司，一种出自诺华制药，但是在中国则多达几十家。这些药厂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国外药品的仿制药，同质化竞争严重，药品售价从每盒5元到80元不等，“这些药品的定价与成本无关，贵的出在广告营销费用上，便宜的在药效上可能有折扣”，至于感冒药、胃药等普药情况就更加严重。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刘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内医药工业企业有6000多家，国外制药企业利润普遍高于国内制药企业。除了这些第一阵营的大药企，中小药厂的盈利情况更差。
前述人士告诉记者，不重视研发、同质化竞争、药企利润极低，又导致药企无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不少中小药企陷入的怪圈，“甚至有些药厂的科研队伍，不是搞研发，而是就帮企业研究如何应对检测，就是研究标准范围内要检测的物质，然后去寻找便宜的替代物”。
在这个过程中，以“安徽模式”唯价取胜的双信封制度备受争议。所谓的“双信封”就是经济技术标书和商务标书两大指标。由于药厂基本都能通过经济技术标书，只能在商务标书中拼价格，谁低价谁中标。2010年安徽省的基药采购金额比2009年降了近一半，出现了牛黄解毒片1毛钱一片，板蓝根1块多一大包的超低中标价。
另一方面，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地方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管机制，也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出的原因之一。比如卫生部下面的地方卫生局、卫生防疫站等机构，能检测出食品药品中超标的细菌、微生物，但是对于甲醛、瘦肉精、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则很难监管。
董金狮表示，包括工商质检等部门在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在人事权和财权都实行属地管理的制度安排下，地方质监部门只在业务上接受国家部委的指导管理，行政上则属于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在GDP、本地就业率等压力下，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很难发挥监管者的作用，更使得跨区域打击假药难上加难。
作为打假斗士，董金狮曾在打假中遭遇过各种问题、危险，“有时候我们还没到，基层执法人员先给企业通风报信”。经济利益的纠葛、管理体系的模糊、检测标准的缺失，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出。
2011年起，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地方政府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在董金狮看来，其优点是责权清晰，缺点则是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瞒而不报，此次毒胶囊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