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即将过去的2006年，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加入WTO五周年的成效和我们面临的挑战，清清楚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页已经翻开，历史之笔已经握在我们手中，能否挥洒出壮美的画卷，不仅仅是对执政党的考验，更是对处于已多次失去的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中华民族的考验。
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论争，无论是关于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关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三农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两个命题之内，即“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而这两个命题，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的理论框架。
建国以来，执政党真正有意识地而非自发地自下而上地从思想方向上对经济发展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断定的，只有三次。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一次是新世纪之初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首次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关于“如何发展”，首先是发展或改革方向的明确的阐述。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将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只会前进，不会倒退”。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全部改革的起源和中心，其它改革诸如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等等无不是因国有企业改革而起。因之，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处于改革思想论争的风头浪尖上。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乃至激烈的论争。时至今日，我们回头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引导力、竞争力明显增强，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受到各路资本的追捧便是一例。
近几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国有企业是否存在贱卖问题。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是否海外上市、定价多少都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更是被戴上了贱卖的帽子。其实，温家宝总理在年初两会答记者问时就已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把握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更进一步而言，一件物品全部权利或者是部分权力的买卖，必须在市场中才能进行，其定价权也由市场中的卖者和买者共同决定。在国有商业银行股票定价机制上，是不存在所谓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主导的问题。在不存在蓄意贱卖或被迫贱卖的情况下，市场的充分竞争能够保证一件物品真实价值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国内市场当然很重要，但检验一件物品价值的市场更多地需要从全球的层面来考虑，有竞争才有竞争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有世界眼光。
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就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这一明晰而坚定的判断，是基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条曲折而不失坚实的奋斗之路上所取得的种种经验教训而来的。这一判断，彰显了一个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执掌全局的清醒的头脑，以及不断成熟的执政理念和不断提高的执政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雄厚的发展实力。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能力。在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一浪高过一浪，决策当局顶住了国内国外的种种压力，使得人民币币值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稳中有升。最近泰国资本市场的动荡又为我们提出了适时的警告，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都需要依据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定，坚持慎重、有序的改革步伐。附带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已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什么我们仍然保留着在一些人看来如此之多的储备呢？当然，其中有无奈的因素，包括因资本市场的不开放，而导致央行只能被动地接受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的外汇；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如此众多的外汇储备保证了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高度稳定，其政治威慑力量带来的经济稳定的收益与弥补因储备一万亿美元而带来的成本之需，决非一个重量级的问题。
其次，“科学发展”在“如何发展”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明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质疑的眼光，从昔日的“中国崩溃论”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尽管这种目光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口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切实转变增长模式已是刻不容缓。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暴露出经济增长模式已非常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比如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失地农民、小煤窑问题等等；长江白鳍豚的灭绝不仅仅反映了物种自身的濒危性，工业发展导致河流的污染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致因。从今年9月7日正式对外公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之高，已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如何发展”的问题，重心还是落在发展上。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当前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使得“为谁发展”的问题凸显，而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及其解决方向的明确也是科学发展观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撑。5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如何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其实就是“为谁发展”的问题。在“如何发展”中，帕雷托最优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状态。所谓“帕雷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其中没有人能够在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效用。帕雷托最优关心的是效率，是总效用，与效用的分配完全无关，也没有涉及公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举例说，假如一个社会中一部分是极富的人，一部分是极穷的人，极穷的人必须从富人那里获得财富才能改善生活，而这并不违背帕雷托最优，也就是说，经济效率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为谁发展”中，关注的是如何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而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已经被提到了是否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由此，如何发挥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众所关心、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国事之重要一项。
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仍是2006年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对这类问题的争论其是涉及到公共财政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已成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共识。与此同时，在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等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改革路径。
与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相比，一些涉及某一具体行业如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争论在2006年如此惹人注目，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现阶段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舆论的不成熟。某一具体行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由市场中的竞争主体来决定，而不能通过政府强制的手段或促进或压制其发展。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持续攀升可以看出行政手段力量的局限。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问题关键在于市场运行规则的不完善，如土地市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政府行为的不合规等等。看问题应找准病因，而不能单纯地说房地产商是如此的贪婪，完全不顾购房者的囊中羞涩云云。正如一个人高烧去抱怨温度计一样，若照此思路，想解决问题可谓南辕北辙。
总的来说，2006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论争（也是最近几年争论的延续），都是紧紧围绕着“如何发展”、“为谁发展”而展开。而这两个问题，关乎中国能否在新的世纪按照既定战略平稳前进。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为着力解决“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构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