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令决策者感到棘手的现象是，消费投资严重失衡。我国GDP增长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起着主要作用，消费的作用则明显不足。如果我们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现在作为我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时期，则当前我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投资与出口承担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责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内消费不足而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则只能由投资和国外消费即出口的增加来弥补。
但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不同于消费与出口的关系。出口的多寡并不依赖于消费率的高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影响出口的持续激增。但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则很明显，储蓄率的增长一般是稳定的，储蓄或用来消费或用来投资，消费与投资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关系被哈耶克定义为“李嘉图效应”（Ricardo Effect）。
理论界目前对国内消费率偏低的一般解释是这样的：一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二是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三是经济政策导向忽视了消费需求；四是公共财政政策尚未完善，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足。但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对于消费具有挤出作用。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方面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困境的原因，但关键的因素并未涉及。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投资失衡，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政府或企业投资过旺。这仅是从表面来看问题，在社会资金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即政府未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假设下，投资增加肯定会占用消费资金，肯定会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这里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或企业投资过旺，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比例过高所致。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预期投资收益前景一片光明，是投资势头不见减弱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这里假设投资仅仅是以经济收益为主要驱动力，排除了（地方）政府和部分国有企业投资驱动因素中的非经济力量（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产权约束不足对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作用）。还需要强调的是，仅仅靠行政手段，可以一时地降低投资率，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投资率的上升至是迟早的事。而且，导致这种力量会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会更为严重，因此，抑制投资应主要依赖经济力量，行政手段要慎用。
总结一句，可以说，资金使用成本过低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的主因。利率是资金使用的成本。利率测度的是“人性的不耐”，利息是“等待”的报酬，一般来说，利率下降就意味着现在人性变得更耐烦了，人们愿意以较低的报酬牺牲更多的当前消费，借用奥地利学派的术语来说就是人们的时间偏好下降了。较低的利率会鼓励人们从事时间跨度较长的投资。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会改变人们的消费的时间模式，即根据利率的高低推迟或提前消费，相应地也会改变人们的投资模式。
时间偏好的下降意味着对现期消费品需求下降，同时储蓄上升；时间偏好下降意味着消费减少，投资增加。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利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于高阶资本品（耗时较长的投资（即较迂回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品，higher-order capital goods）的成本降低，而在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之下，高阶资本品和低阶资本品（耗时较短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品称为低阶资本品，lower-order capital goods）在时际上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只是实际因素，比如时间偏好的变化导致了利率水平的变动，从而导致资本结构变动，实际的储蓄量和这种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经济体系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导致利率变动的是人为的因素，也就是说决定利率高低的并不是市场上各种因素的自发的较量，而是政府力量的介入所致，如金融抑制所导致的人为的低利率，那么人为的低利率会使人们更多地从事高阶资本品的投资，从而打乱这种时际间的相互补充关系。这种人为的因素会使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上说就是如何将总的社会资源在各个时间合理配置的过程，变得混乱，各个时期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品无法相互协调。
人为的低利率不仅会诱发更多的资本流向高阶资本品的投资，更会导致投资主体对信贷资本的超额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发现那些还没有变成实际投资的信贷资本结构的变化和实际的资源结构是不相宜的。在进行实际投资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某些生产要素会供不应求，这些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增加信贷需求。由于这些成本的增加是投资进行伊始没有考虑到的，这就必然会影响投资的利润的计算，如果此时投资者发现该项投资最终将得不偿失，他们就会撤回投资，这样做的后果是：沉没成本将是巨大的，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与这些资源相配套的就业人员也将失业，经济将陷入萧条。
一切皆导因于投资对需求的剥夺，即投资在与消费争抢资本，并在金融抑制的帮助下战胜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我国金融体系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对于资本价格的政府管制，即对于利率和汇率的管制。
由此带来的是，资本价格并不能反映资本供需的实际平衡，投资成本被人为压低是投资膨胀的最终根源。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政府将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转入股市或债市的企图，但中国股市的不完善、上市公司的低业绩并不会由于各种各样的言论而导致股民对未来收益的虚妄的期望而有所改变，因之，对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背景下的储蓄资源的恣意挥霍将极大地损害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甚至带来社会的不安。
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控制投资，才能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财政体系等体制性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预期居民消费会有不断的上升。否则，即使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财政体系等稳定居民消费预期的体制性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在投资成本过低，投资者时间偏好持续下降的前提下，投资对消费资金的挤占仍是消费率提升的强大阻力。那么，如何控制投资呢，除了当局以驾轻就熟的行政力量之外，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来纠正市场主体的选择偏好应为首选。那么，经济自身的力量如何产生呢？此时，政府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加强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依赖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相互博弈，形成各种资源主要是资本的供需平衡的价格，进而市场主体按照价格体系的变化作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定，使投资于高阶资本品和低阶资本品的资本能够保持合理的时际配置。若能够如此，则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可自动达到，消费力的提升亦可自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