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形态 论循环经济制度化的理念形态



《生态经济》2005年10期

【摘  要】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全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在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产生的,其实质就是超越传统线性经济的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支撑,理念则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循环经济制度化的进程。循环经济制度化的理念形态主要有哲学性理念形态、市场性理念形态、政治性理念形态、法制性理念形态、整体性理念形态等五个方面。

【关键词】循环经济  线性经济  生态  制度  理念形态

作者简介: 杨党校(1982—),男,江西乐平人, 山东理工大学法, 硕士研究生.

张连国(1962-)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只注重如何利用自然以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大化,谋求的是可货币化的最大利润或可货币化的经济增长与物质福利的经济目标,所以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自然保护和生态发展,造成“生态赤字”的指数形式增长。因此,必须寻求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当前推进循环经济是挣脱困境继续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那么,什么是循环经济?怎样才能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据此,本文拟从制度和理念的层次,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社会经济形态 论循环经济制度化的理念形态

 

一、循环经济的产生背景与实质

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曾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初期发展、工业化发展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社会、传统工业经济社会和现代工业经济社会。

农业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产品—资源”为物质循环流程的原始闭环式经济发展模式,其技术范式的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作和产品的生物化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完全处于天然的环境自净容量范围之内,自然循环、再生利用,整个生态系统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处于十分和谐、对称状态,但经济效率不高,社会总体需求水平处于低级阶段。

传统工业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产品—废物排放”为物质单向流程的开环式(或称为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其技术范式较为复杂,是劳动力、机器设备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大量生产消费品和大量形成废弃物。然而,地球的自然资源有限,一旦生产所耗费的数量和速度达到较高程度时,势必造成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大部分资源的生成周期远远不及工业生产的使用速度,正在逐渐枯竭。与此同时,污染日益严重,天然的环境自净容量远远不及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全球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这实际上属于一种“自拆台脚”(self-defeating)、甚至自掘坟墓的经济发展模式

反思传统工业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发现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不只是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必需要素,也是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它已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1]人类想要持续发展,实现C—C(即消耗—保存,Consumption—Conservation)战略转变,就必须转换传统的掠夺式经济行为,减少对自然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消耗,并对过度使用的进行补偿。现代工业经济社会中的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或recycle economy),系指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通过环境无害化的技术范式革命,在“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物质反复循环流程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达到提高生态效率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其基本特征来说,循环经济是人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以提高生态效率为核心,强调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循环经济的实质是技术范式的革命,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超越。传统线性经济用公式表示为:

I=P·A·T1

与上式相对,循环经济用公式表示为:

I=(P·A)/T2

式中,I表示经济对环境的影响;P表示人口;A表示消费水平,可以用GDP表示;T1表示传统线性经济的技术,即靠大量资源投入取得GDP的粗放式增长;T2表示循环经济技术,即在既定资源存量下提高GDP的同时使得环境影响最小。

    由上面公式可以看出,在传统线性经济方式下GDP的总量变大的时候,外在的生态系统会越变越小,GDP的高速增长并非尽是社会的全面、整体进步,也造成许多负面效应和不良后果。正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2]这种“透支”意味着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已趋于破坏性、贪婪性和非持续性,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紊乱和结构解构,直接威胁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在循环经济方式下,GDP总量变大的时候外在的生态系统则不仅不会越变越小,反而有增大的可能。可以说,作为对传统线性经济的变革,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总体上是可再生的,而不是开采性的;是循环的(从摇篮到摇篮),而不是线性的;是太阳能驱动的,而不是化石燃料驱动的;注意力放在资源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上。它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是良性的,而不是滥用的。[3]

二、制度、理念对于循环经济的作用

1.制度:发展循环经济由可能到现实的保障[4]

在社会科学中,由于制度(institution)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含义从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相当关注。例如,凡勃伦的理解是一般思想习惯下的生活方式,“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5]。康芒斯认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6]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中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作为一个实体活动的结构严密、协调一致的社会互动作用整体,它理所当然地主要是在这个范围内设立的模式。”[7]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对制度的看法是:“‘制度’(institutions)一词是指为执行特定的社会任务而做的结构化的安排。”[8]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相关界定,不过目前关于制度仍有一般共识,以诺斯的观点较具代表:“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由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与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规则组成。”[9]相当一部分的人如罗伯逊、肖特尔、艾尔斯纳、舒尔茨、刘易斯、马奇和奥尔逊等也均把制度看做某种规则。规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10],具有明显约束性、指向性和保证性。因而有理由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生活正常所需要的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是人们共同生活质量的保障。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生态环保的急迫性,决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又存有可行性:“1.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发展战略”;“2.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将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3.实施清洁生产能够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11]然而,必要性、可行性作为现实性的一种可能,并非现实本身。制度则是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基本保障。这是由于任何发展都是一个从可能到现实、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曲折过程。发展中存有风险确定不疑,但不是所有的发展都能实现自我保护,很可能中途夭折。如何使风险最小,保障发展顺利进行,从而涉及到制度保障的需要。制度具有保障完全的功能,人们建立一种制度,可以应对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生理变化、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偶然情况的变化导致的风险,使人产生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由此也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12]

2.理念:循环经济制度化的根本性因素

理念(idea)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文,原意为“形象”,中世纪经院哲学称之为“共相”。近代西方哲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或指思想的理念,或指客观的理念。如康德将一些超越经验的概念称作思想的理念,必须设定的理想;黑格尔称之为一种客观的理性或精神。现代范畴上的理念,一般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范型。[13]

循环经济既然是一种全新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必然会对传统线性经济模式进行转型。当然,转型只不过循环经济制度化的第一步,然后需要有相应的符合生态规律和循环经济要求的政治、法律性制度保障,有相应的文化教育支撑。循环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循环经济制度化的进程。此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指导形成这种制度本身的理念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循环经济制度化过程中的理念的科学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循环经济制度化的发展进程。

 

三、循环经济制度化的理念形态

1.生态法则:循环经济制度化的哲学性理念形态

生态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生态主义者康芒纳在《封闭循环》中揭示了生态学的四个法则:每一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自然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实际上是最一般世界观意义上的循环经济的制度化理念或循环经济的一般价值论原则。按照生态法则的精神,应该确保循环经济的效益获得以对自然生态破坏最小的代价为前提,强调如果对生态破坏的代价大于经济收益的经济活动应该停止;应该确保循环经济遵循因果规律的同时,也要遵循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生态规律;应该确保循环经济运作过程中贯彻“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到经济生产系统及其各个环节的整体关联,考虑到经济生产与自然生态的环境关联,预设一种共生互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模式。

在坚持生态法则的同时,要拒斥传统狂热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作为传统线性经济一切思想意识统治的基础,长期以来,它的价值由对人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即一种经济活动是否合理,看其是否为一个目的(产业的、娱乐的等)服务。由于工具理性的统治,每一次经济活动都服务于使资本的力量永恒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扼杀了创造的个性,稀缺的自然资源沦落为雇主的贪婪资本积累,各种形式的成果和享受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以便经得起市场的竞争。这样,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14]

2.生态补偿:循环经济制度化的市场性理念形态

自然生态不是我们的免费午餐,任何经济都存在二律背反。恩格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工业经济给予人类极大满足欲望,但同时又不得不支付巨额的“自然补贴”。每一年,世界为使用化石燃料、超量开采地下水、皆伐森林、过度捕捞等破坏生态的行为,支付的金额达7000亿美元。地球理事会在1997年的一分题为《给不可持续的发展发放补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类每年要花数千亿美元,补贴其毁灭自身的活动,这真是匪夷所思。”[14]在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高达2000亿人民币,仅98洪灾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16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

生态危机造成如此严峻损失,不是人们疏于治理,而是相当国家还继续传统工业经济老路——先污染、后治理,常用的支付模式便是“污染者付费”,“谁污染谁治理”。其实质是一种消极事后作为,生态补偿获益不多。有鉴于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思维,走“先评定,后生产”的道路。所谓“先评定,后生产”,是指事先通过评估、改进生产技术或生产环境,达到清洁生产的目标,然后力争在生产活动的源头上或过程中实现对废物的控制,并给予生态相应补偿(主要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补偿)。为了保障生态补偿的顺利进行,建议实行生态问责制度,将生态状况作为考核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于任何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个人和组织予以严格处罚;可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诸如石油和煤炭工业的化石燃料补贴;必要时增收生态补偿税或发行生态补偿基金彩票。

3.政治生态化、生态政治化:循环经济制度化的政治性理念形态

政治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16]虽然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但政治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人类社会之中的。一方面,自从政治诞生之日起,它与自然生态就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即任何政治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离开生态系统各要素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任何政治系统都将停止运行。另一方面,特别是当生态问题危及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政治又必然延伸到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生态之中,因此当今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生态问题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问题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视野——政治生态化。

毋庸讳言,政治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在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它社会关系都需要政治能量予以支持。循环经济同样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建构满足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是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态政治化的趋势之一。倘若不是这样,循环经济很可能流于形式,“只能仅仅停留在经念的层次上,甚至不能成为一个话题”[17]。

4.生态立法(平等):循环经济制度化的法制性理念形态

市场的健全离不开法制的完善,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作为生态经济的循环经济,生态立法同样不容忽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生态立法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较大成就。截止目前,我国已制定颁布了9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生态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生态环境法规,460多项生态环境标准。2002年,国家又颁布了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即《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我国生态立法的现状看,无论是新法律还是正在修订的法律,均体现了生态环保的基本理念。

当然,平等一直都是立法工作的最重要理念,生态立法同样需要贯彻这一思想。事实也是如此,茫茫宇宙虽然极其复杂、层次繁多,却没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等级秩序在实行内部控制。宇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机系统,母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相互之间,都彼此依存、难分高低,处于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这就是说,其他物种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不在于对人类具有利用价值,而在于它们自身在宇宙整体之中不可剥夺的存在权利或者存在的理由。[18]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万物均是平等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佛道两家的思想较有可鉴之处。中国佛家一直宣扬“众生平等”,即所谓的“佛性”统一。在他们看来,“佛性”乃万物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众生平等又是佛法在世间流行的两个“本然条件”之一,离开本具“佛性”的众生平等,佛法就不可能得到修行。中国道家倡导“天地不仁”(《老子·道德论》),即万物虽为天地所生,但无一物为天地所偏爱。这里,“不仁”是道家的法治思想,唯有不仁,才能至仁。因而仁是目的,不仁是手段,惟有天地不仁,才能达到天地至仁。天地至仁,即用至诚不移的自然法则来体现。从二者论述可以看出,万物有灵,生命神圣,平等绝非人类一己生命体存在之平等,而是泛指任何类的生命体存在之平等。

5.生态文明(社会):循环经济制度化的整体性理念形态

所谓生态文明,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19]与传统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价值取向不同,生态文明积极倡导“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主张大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则是其中的一分子,要求以彻底平等、博爱的态度对待整个自然生态系统。

人类属于大自然。从系统论和普遍联系论观点来看,自然存在亦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延伸。一方面,人生存的物质来源必须从自然界获得,时刻需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其生命进化的可能性及由此获得的生理机制已隐于自然界当中,因而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必然会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从而使自然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人的生命内涵。[20]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印第安人土著文化所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意义得到了具体展现,同时这一传统观念也得到了部分诠释。所以,发展循环经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内在统一、一体共生,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应。

整体性理念使循环经济彻底克服了传统线性经济的片面性,或是无根性即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之根。传统线性经济的根本缺陷,使经济学误导了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反过来,也正暴露了传统线性经济自身的不足与缺陷,论证了循环经济对其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总之,环境污染无国界,循环经济的制度化进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理念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还展示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注释:

[1] 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1):4.

[2] 牛文元.牛文元委员警告:GDP18%以上〝透支〞生态环境[OL].http://www.lianghui.org.cn,2004-3-12.

 [3] 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172.

   [4] 本观点由鲁鹏先生认为〝制度是发展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启发而来.参见: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

   [5] 凡勃伦.有闲阶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6]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7.

   [7] 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00.

   [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

   [9]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10]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74.

   [11] 吴云.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安徽科技,2002(7):20.

   [12] 董建新.论制度功能[J].现代哲学,1996(4):120.

   [13] 金山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金山词霸版[CD].2001-2002.

   [14] 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02~107.

   [15] 莱斯特·R·布朗.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200.

   [16]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9.

[17] People and Envirionment: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edited by Stephone Morse and Michael Stocking and Contributors,1995.p3.转引自肖显静.生态政治[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

[18] 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41.

[19] 李景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N].光明日报,2004-04-30.

 [20] 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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