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经济学会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

《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3期

［关键词］传统经济学 无根性  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学

［内容摘要］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模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无根性：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的根基。此外还有“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的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的稀缺”“只见数量不见质量”等根本缺陷。这些根本缺陷使其误导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而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根本超越，确立新的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新方向：首先，生态计量经济学要整体地考虑生态的效率，即在整体上算计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 “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绿色ＧＤＰ”理论，就是从现行ＧＤＰ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体现了生态效率的观点。其次，生态制度经济学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生态政治经济学主张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基础。再次，生态伦理学：主张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其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献编号］

一、         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无根性

　　在中国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的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又被称之为“传统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它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是对前者修正的，在对非充分竞争市场的发现或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公设的质疑中，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二者分属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随着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互相消长，但其基本的理论预设是共同的：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对应三个原理：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运用上述假定和理论形成三个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和帕累托标准。20世纪60、70年代自科斯和诺斯开始，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市场缺陷和非缺陷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但它们与仅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修正的“宏观经济学”一样，仍然是以竞争的市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仍然是以上述假设、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其“制度”仍然研究的市场中的制度、其“非市场的缺陷”仍是市场环境的缺陷，同属于西方传统经济学范畴，有着共同的理论缺陷：无根性。所谓西方传统经济学“无根性”含义是指：

　　（一）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

　　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共生关系，形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是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以生态系统为存在的基础或前提。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模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经济运行对生态系统的重大扰动：

　　微观经济学产生于100年前，环境的影响在当时表现得并不明显。同时，微观经济只是经济系统的一个细胞，无法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通过对一国之内的国民经济系统的内部价值循环和物质循环的比较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如微观经济学一样，它对外部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基础性的影响仍然认识不足。而即使后来有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的出现，也只是重视价值平衡和物质平衡，没有真正重视生态环境因素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1］。新制度经济学关心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自然也无视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关系问题。

而且传统经济学作为稳居话语霸权之优势地位的显学，形成了逻辑严谨的学科知识体系：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构成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构成了宏观经济学基本范畴。制度、交易成本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而受成熟学科概念体系的遮蔽，“有所见有所不见”，自然很难顾及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对人类的生死攸关的存在论的根性地位。

　　因此，传统经济学把经济过程描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单向度的线性的运行过程，把自然资源等非经济因素，只看作是经济行为的不变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素，乃至看作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经济系统外部存在，而无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整体性、有机联系性、以及自组织自演化和生态平衡与生态阈限等生态原理和规律，也无视自然生态系统内在的价值。

　　与传统经济学“只见经济不见自然”的根本缺陷相关，传统经济学还有“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的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的稀缺”“只见数量不见质量”等根本缺陷：

　　微观经济学迷信充分竞争市场的万能，相信“无形的手”的神秘的力量，相信“经济人”理性追求结果与公共利益的天然一致性，因而自然会忽视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即经济效益的取得所造成的对市场经济外的社会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危害。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看到了“市场的缺陷”，但它们只寄希望于国家政治手段对经济干预或私有产权制度本身的作用，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尤其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不经济”。

　　传统经济学只注重资源配置，力争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而谋求可货币化的最大利润或可货币化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福利的经济目标，因而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资源、生态环境、技术的代价，缺乏对自然资本的关注，纵容人们特别是企业家阶层为谋取利润的最大化而无限向大自然索取，从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把大自然当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场，而未考虑生态环境接受垃圾的生态阈限，造成了指数形式增长的“生态赤字”，使经济高效率的取得，以生态之无价资源和自然环境巨大破坏为代价，造成了总体经济的低效率。

　　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所以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资源的稀缺”，特定的资源的稀缺是可以以技术或其它资源替代的，因而是以资源的无限的假定为经济增长前提的，而未认识到在有限资源的地球生态系统之“宇宙飞船”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基于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理念，把经济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同，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就是努力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就会解决所有问题，就自然会带来社会进步。结果“地球上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而且增长得越来越快。它们的增长遵循着一种在数学上称为指数增长的规律。”［2］所谓“指数增长”，也就是数量增值的成倍或翻番，这种增长迟早会超越了地球有限资源的极限。

　　(二) “只见物不见人”：脱离人长远生存的人性和生态存在伦理之根

　　传统经济学除了上述的智慧遮蔽外，还“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物化的经济人不见生态文化德性人”，这是传统经济学“无根性”的另一个表现：脱离人长远生存的人性和生态存在伦理之根。

　　传统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数学的科学，马克思说过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是取决于其应用数学的程度，而经济学应用数学的程度已经超越了生物学与化学，而接近于物理学，因而经济学也像物理学把握物质客观规律一样科学地、客观地研究经济现象运行的物质般的规律。因而经济学研究者往往只“见”经济之“物”的运行规律，而难以“见”超越物质利益追求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人、道德人和生态人。他们所见到的人，只是“物化”了的“人”，即以最小的代价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看人只看到人的单面的“物欲”的追求，而漠视或忽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或精神性的追求。

　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追求，使经济学成为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不懂数学就没资格谈经济，成为大多经济学研究者的信条或经济学界不成文的规范。“似乎由于使用了数学公式，经济学就自然而然成为真理。正因为此，今天的许多所谓的权威学术刊物对论文的要求是非数学分析，一概不发。”［3］而国内名噪一时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在一家颇受知识界欢迎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道德的”经济学》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4］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科学崇拜以及“只见物化的经济人不见德性的生态文化人”的心态。

传统经济学上述的根本缺陷，使经济学误导了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反过来也暴露了传统经济学自身的不足和缺陷，需要对其进行根本反思和超越。

二、         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

　　传统经济学的缺陷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危机、生态危机，导致经济学研究方式的“哥白尼革命”，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作为“边缘经济学”的新的生态经济学。在西方社会，随着环保运动、绿色生态运动以及生态伦理学的形成，经济学变得生态学化，出现了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绿色经济学”，它们都是广义的生态经济学。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林志新 暴永宁等译《生态经济》（2002）和《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003）（东方出版社），以及艾瑞克·戴维森著，齐立文所翻译的《生态经济大未来》，它们在21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自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战略，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著是许涤新、马世骏、刘思华主编的《生态经济学》。我国已经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专著有三本：贾华强教授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潘家华研究员著的《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刘思华教授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刘思华教授指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研究‘生态－ 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而是以此为范围在三维复合系统的总体上着重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即是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总体上揭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5]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系统见解，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梁言顺博士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即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关注。梁言顺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至今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更不够。因而他提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地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梁言顺概括为“三增长模式”：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零增长。［6］

山东社科院马传栋在先后出版了《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资源生态经济学》这三部著作，其中《资源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就正式申明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主线”来写成的，指出资源生态经济学的“宗旨就是要探索人类实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对策，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理论依据。”［7］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协调互动状态的功能体现，生态经济学是指导人们形成这种“发展”状态的理论基础之一。我国在八十年代已初步建立起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生态经济学对指导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和其战略的实现可提供如下八个方面的理论基础：关于人类对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这三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中都包括相应的经济需要和生态需要的理论;关于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循时发展的连续性等特点的论述;关于要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论述;关于要科学合理地组织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的理论;关于要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论述;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理论;关于建立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都高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理论;关于要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理论。

随着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进一步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循环经济”思想的是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2003年上海循环经济研究院最早出版了毛如柏和冯之浚主编《论循环经济》（2003年10月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论文集。中国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研究才刚刚起步。2004年温家宝总理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讲话中指出：“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又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

　　随着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循环经济”思想的是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2003年上海循环经济研究院最早出版了毛如柏 冯之浚主编《论循环经济》（2003年10）月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论文集。中国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研究才刚刚起步。2004年温家宝总理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讲话中指出：“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又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

　　“循环经济”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比“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是一种人和自然主动协调，涉及社会治理体制和生活方式和观念变革的全方位社会转型理论。

我们认为：作为循环经济之关键的生态经济学理论基础，应该克服传统经济学之“无根性”的两个根本缺陷：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物不见人”：脱离人长远生存的人性和生态存在伦理之根。进一步确立三个分支学科，生态经济计量学、生态制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伦理学，对此我们已有专文论述，下面简单地谈一下：

三、循环经济之主要的生态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生态经济计量学：聚焦生态经济效率的关键

　  生态计量经济学或生态经济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态效率的问题，抓住了经济学的关键，突出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区别。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生态经济是无效率的。但按照广义整体的生态效率观念，恰恰是传统经济低效率，而生态经济是高效率的。

　　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简单的经济效率，生态计量经济学要整体地考虑生态的效率，即在整体上算计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生态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破坏最小化，“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传统工业经济在某些方面无异是高效率的。但经济效率增长的同时往往给生态环境带来“外部的不经济”。比如某流域的造纸生产了几十亿元的社会财富，但对生态的破坏却即使再投资几百亿也治理不回自然生态系统原态。试问这种经济增长有何效率可言？目前适应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而提出的ＥＤＰ也就是“绿色ＧＤＰ”理论，就是从现行ＧＤＰ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体现了生态效率的观点。

    绿色GDP核算不同于传统GDP之处，在于在“绿色核算”的框架中反馈出“自然资本”的信息。“自然资本”的概念是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环境和发展讲师埃里克·诺伊迈耶在其著作《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范式》引入的。他对“自然资本”解释是：资本在这里的定义是广义的，作为一种提供目前和将来（潜在）丰富服务的存量。自然资本是自然的总体－资源、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能够提供人类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丰富服务。而相对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脑中的知识和技术。［8］

　　目前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绿色核算”方式，有以下几种：

　　（1）、绿色国民净值NNP核算。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大卫·皮尔斯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9］强调用绿色核算代替传统GDP，他给出的国民生产净值公式是：“绿色国民生产净值＝消费量＋总国民储蓄量－人造资本折损量－自然资本枯竭量－自然资本退化量”。

　　（2）、1995年世界银行在《检测环境进展》提出了名为“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一套估算方法：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世界银行计算真实国民储蓄率公式：G=GNP-C-δK-n(R-g)- σ(e-d)+m。公式中的G为真实国内储蓄率，δ为生产性资产折旧，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 e为污染排放量，d为污染排放量累积量的自然净化率，m为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具有折旧，同时也被视为含有知识的资本，例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考虑知识资本的计算公式  ：G=GNP-C-δK-n(R-g)- σ(e-d)+m+k。k为知识资本。［10］

　　（3）、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组在《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给出一个公式：绿色GDP＝现行GDP－自然部分虚数－人文部分虚数。［11］

　　（二）、生态制度经济学：勘察循环经济的经济制度基础

　　生态制度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态学三者结合。

 １、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明破坏生态的现代工业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缘由，但无力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同属于政治经济学，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是强调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2］也就是说制度的制定旨在节约交易成本。当制度变迁的社会预期的净收益超过社会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的欲求就会产生。按照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从工业经济制度向“循环经济”制度变迁欲求产生的原因：工业经济制度破坏生态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的根本利益，不改弦更张人类就会灭亡。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取决于制度决定者预期的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如果统治者发现新制度给其带来的预期收益小于维护旧制度的成本，那统治者宁可维护交易成本高的低效率的旧制度，也不会提供制度变迁的供给，如此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旦在初始点偶然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选择，制度就会按照惯性维持下去，即使是低效率的制度。按照这一原理，就可以理解当今社会虽然产生了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转型的欲求，但由于工业文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资本家阶层，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在某些制度上作了某些改良的姿态，没有实行根本的制度变迁的动力。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拒签《京都协定》。《京都协定》虽然对全球的生态保护至关重要，关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生态效益，但因为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美国统治者就拒不签订。

　　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是“科斯定理”关于解决“外部不经济”的现代翻版：把地球比喻为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牧场。“每个人追求它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的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民的毁灭。”［14］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竞争的市场、私有产权明晰，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讨价还价解决，让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宏观经济学主张国家干预，用超经济手段，征课税金或罚款（“庇古税”），使其支付额外的成本，以期促使厂商减少产量，进而减少所产生的污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厂商限期治理污染。实际上，上述两种方式预设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文明的“末端治理方式”，而不是循环经济的“全程管理”尽量减少污染或不污染的管理方式和目标，都不是生态治理的。

　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表面上是“市场失灵”“市场缺陷”，事实上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而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上进行价值观的根本转型，按照“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见下文），把握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重构人类社会治理结构，这是一个生态存在论视野下的整体长远利益调整问题。与此相符的有两种思路：一是社群主义的生态主义、合作主义、伦理主义的“生态社区”设想，可以克服国家干预与经济人双重缺陷，目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思路。一是，共产主义的思路：按照生态存在伦理的主体间“一体共生”的法则，大自然本来是公共的，私有制是违反生态伦理的。所以要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这是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矛盾的根本解决。

　　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根本的经济利益结构及其革命性变革的前景，为生态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但需要做生态化的理解

　　（１）生态生产力及其三要素

把生产力看成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对人类来说是生产力，对生态却是破坏力。过去讲生产力的标志主要是工具和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实践精神，技术水平越高就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破坏较大。而从生态文化的观点，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

生态生产力包括三种形态：

　  其一、自然生产力，这是生产力的基础。我们过去基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讲生产力时恰恰忽略了生产力的这个基础内涵，只考虑工具和和人的生产力，而忽略自然本身的生产力。

　　其实马克思早就明确提出过“自然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它）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6］自然生产力是自然界没有劳动者直接介入的情况下的生产力，例如，自然资源，自然物质、能量和信息及其过程的作用或作用力，马克思称为“单纯的生产力”。［17］

　　绿色生产消费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末端治理转向生产过程全过程控制，资源利用率最大化而污染排放量最小化。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

　　其三，精神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不是具有工业技术文化，而是具有生态文化思想的人。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员本身具有自为价值、关系价值和生态价值，要形成整体、有机、系统、直观思维。

　　三种生产能力的关系是，自然生产力是基础，生态技术和精神生产力是实现自然生产力的调控手段。

　　（2）生态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是后现代性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较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私有产权制度，更符合共生共存、协调发展、整体层级的生态学原理。

　　按照生态存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变量，也是同构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利益竞争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征服改造关系，反之亦然；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也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合作共存的。因而，循环经济体现的生态生产关系，不仅仅反映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反映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生态经济伦理学：建构循环经济的文化环境

　  生态伦理学要探讨的是在不损害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利益最大化时的行为规范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生态存在论的观点，必须对生态价值、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由高到低的道德原则排序：

　   1、生态存在伦理学最高价值规范：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

　　人与自己、人与自然在存在论上的关系是内在统一关系，这种内在关系可以表达为以下命题：“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

“人以自然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人源于自然，以自然之性为自己的“根性”，与自然形成了一体共生、“内在统一”的关系，探讨的是人的“类本质之根性”的问题。认为 “生”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本然状态，也同时是人的“类本质”或“类本性”，这种“生”的本性，既是自然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也是人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

“自然以人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自然靠人的生存而显现其存在，自然以人为其自组织演进的最高目的和价值，人是自然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个命题在承认“人以自然而存在”的前提下，以人与自然内在“生”之本真目的和价值为基础，探讨人自为的目的和价值，谈人与自然共同的价值实现问题，研究“人与自然内在统一关系”指导下的“外在关系和谐论”问题。人与自然就构成了两种和谐的关系：

一是“主体间的”存在体验的关系，在主体间基于“生”之“根性”的本真整体体验中，自然和人从本真上被把握为一个生命的主体所共生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人不是中心，自然也不是中心，而是一体感应、共鸣的关系。在存在体验中，自然－社会－人的是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系统。

一是以主体间存在关系为前提的主客体的实践认知关系，也就是在把世界体验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把握人作为自为主体的对自然有机整体的调控、适应关系，以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为媒介，人和人也发生了主体间共在的关系，即“主体－客体－主体”关系。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影响人与自然的主体间关系，人与自然的主体间关系也影响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互为变量，组成一个“共在”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前代人与子孙万代的关系是以自然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平等“共在”的关系。

　　2、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首先，要解决传统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不公正问题，必须以生态法则为基础确立新的正义原则。从经验直观就可以体认到，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相当大程度上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污染转移为前提的，与富裕人口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形成向明对比的是，越是贫穷的人口往往越是处于污染最严重的环境。“社会正义有环保的一面。它被称作‘环境正义运动’的主张和事业，在世界各地穷人和权利被剥夺者是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的主要牺牲品。”［18］

而从罗尔斯“反思的理性平衡”的视野，假如我们当代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想的“无知之幕”中遮蔽去各人所处的优越的地位、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特殊的知识信息，人以自己一般的理性在解社会制度建构的“正义原则”达成契约时，一定会假如自己就是那个最没本事、最没钱，处于最差生态环境的弱势的人，因而必然会达成如下的共识：既要遵循罗尔斯所说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弱势阶层利益最大化”的差别原则，也要有生态原则和生态代价主体间平等分配原则。

    其次，以遵循生态法则为前提，发展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体现了当代人与子孙万代之间的代际平等。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发生关系，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的。很显然，我们当代人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就以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后代人发生了关系，他们就要承受我们当代人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对无法与我们当代人进行理性的契约谈判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三，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确立建构生态社会的“正义原则”。这种生态社会的正义原则，我们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叫做“公道原则”，体现了我们基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正义原则建构的理解。“公道”不同于“正义”，它不是经济理性人的社会契约，而是生态人的良知觉悟和认同。中国传统讲“公道自在人心”，运行于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自组织之“道”，既是内在于自然，也是内在于人心的，是人的类本质，也是生态系统的本然状态自组织法则。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互相内在包含，一体共在。只有觉悟了“生生”之德的生态人的良知才会体认它，而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对此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3、基层社群合作经济伦理：以社群公益伦理挑战个人权利本位道德。现代市场经济既是一种以经济效益的增长为目的的功能结构，也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利益结构。［19］由此产生市场主体的两种文化精神：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两者中以前者为主。以经济理性为基础，平等的经济人之间形成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经济自由精神，平等的人格独立精神，基于经济人理性共识的社会契约的法治精神和公平交易精神。其基本的经济伦理原则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反思的平衡”而确立的交易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究交易中的诚信原则。

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往往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很难具有“反思的理性平衡精神”。为此必须倡导社群主义的公益伦理学。社群主义认为，社群的“公共善”或公共利益优于个人权利，道德应建立在公共利益上，而不是个人权利。在西方形成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并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伦理学构成挑战。

　　［参考文献］

　　［1］饶会林　崔卫华　张明贵．试论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财经问题研究［J］，2002年10期。

　　［2］［美］唐奈勒·H·梅多斯等著，赵旭等译．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４．

　　［3］［4］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J］．2001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以及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1年12期．

［5］［7］马传栋《从生态经济学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个基本理论的探索》原载《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五届全体会议论文汇编》

［6］何建明《永远的红树林》《光明日报》7月9日，

　　［8］［英］埃里克·诺伊迈耶 著．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范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13－14．

　　［9］［英］大卫·皮尔斯著 李巍等译．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96，32－34．

　　［10］胡鞍钢．中国新发展观［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８．

　　［11］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组．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版，１８－２０页．

　　［12］［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１８０页．

　　［13］［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　梅俊杰译．生态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４页．

　　［14］G.Harding,"Tradegy of the Commons",《science》Dec.13,1968.

　　［15］ 刘学敏．循环经济挑战现代经济学［N］ ．光明日报网，2004年9月3 日。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22，500页。

　　［17］余谋昌．建设生态文化，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见范跃进主编．生态文化研究［C］，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46。

    ［18］［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能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６．

［19］栾贻信著．社会发展精神特性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２０８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9101032201/3445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