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对私有财产合理性证明的两个维度：效率和自由
思想史上对私有财产合理性的证明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效率，二是自由。
效率维度的证明始于亚里士多德对财产公有的批判和对财产私有的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动机是自利，人们倾向于关注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关心私有财产而不是公有财产。因此，公有财产的利用，往往意味着低效率。相反，如果建立财产私有制制度，财产权清晰地界定给个人，从而明晰了个人利益的范围，财产利用和财产保护的效率将得到提高。在哈丁的“公共地的悲剧”中，由于个人对公共财产的权利没有清晰划分，公共地的每个共同所有者（使用者）都有将利用公地的外部不经济转嫁给其他人的动机，于是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和集体福利的损失。“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财产公有性质引起的外部性，提高财产利用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私有产权。在科斯的分析中，如果交易费用为0，产权本身不构成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但是，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由于交易费用的现实存在，产权的初始设置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私有产权的建立，由于其约束机会主义，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要素流动性的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私有财产合理性的自由维度的辩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洛克那里，生存、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其中作为基础的是财产权。财产权甚至包括生存权和自由权。在他看来，生存和自由的前提，在于建立和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这一边界实际上就是财产权利的边界。私有财产就是个人实现生存和保有自由的空间。如果没有界定财产权利的边界，任何人可以侵占侵掠他人财产，生存和自由就失去了保障。人们结束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保护私人财产权。哈耶克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传统。在哈耶克看来，自由本身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人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实现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私有财产的功能在于为独立的个人实现自由划定一个“私人领域”。因此，财产权利是个人自由不可分割的部分。进一步，只有当财产权利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时，不同利益的冲突导致竞争的展开，才能推动效率的提升，因此，财产权利同时构成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
二，分工和交换：依赖性与自由
布坎南对财产与自由关系的分析延续了洛克和哈耶克的传统。布坎南同意，自由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从被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最佳目标。”[1]因而，“自由而不是效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2]进一步，布坎南认为，自由可以理解为“与个人福利对于他人行为的依赖具有相反的关系”，从而自由的实现要求对财产关系进行分割和界定，“以形成私人的和独立的活动空间，减少对他人行为的依赖性。”[3]因此，私有财产是个人独立性的前提，是实现自由的基础。
根据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上帝提供给人类的一切资源属于人类共同所有。同时，人具有对自身的所有权，从而具有对自身活动及其结果的所有权。因此，当个人将其劳动加到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之中而生产出财产时，个人因为其对劳动的私有权而获得对财产的私有权。社会契约的签订使私人财产权得到充分的保护，个人在独立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中由于远离对他人的依赖而保持充分的自由。但是，一个原子式分离的世界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世界，人们丰富的物质需求由于产品供给能力的低下而得不到充分满足。“为保持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相互隔离的状态，个人或家庭单位必须放弃可以随着交换而产生的专业化生产所获得的‘更大’量的物品。”[4]个人自由的代价是物质的匮乏。作为提高效率，增加供给从而改善人们物质福利的途径，分工和专业化进入人们的选择。
分工和专业化提高效率的结果只是为社会福利的增进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没有交换，随生产效率提高而导致的单一产品的增加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并不一定增加人们的消费效用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只有通过交换，通过“交换剩余”的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才得以成为现实，才能使“每个个人或者家庭单位都能够不用更多劳作就达到一个更高的消费标准”[5]。交换意味着个人或家庭突破私有财产设定的空间界限，进入与他人的经济联系中。“一个经济单位专门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余能够换回其他所需物品，这个单位必然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或者受制于未受到任何直接控制的其他人所作出的选择的结果。与它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的情形相比，在那里孤立的单位仅仅依赖于它自己的选择以及自然秩序的力量，现在有必要依赖其他经济单位的行为。” [6]无论个人的市场力量如何，无论交易剩余的多少大小及其在参与者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进入市场就意味着进入对他人的依赖，从而意味着独立和自由的受损。所以，“作为一种专业化和交换本身的结果而希望获得的更大价值，包含有一种可以以独立性的损失来衡量的效用损失。”[7]
三，财产权与退出权
当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人数众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完备的信息和资源的充分流动——那么，人们进入交换网络不仅可以公平合理地分享交易剩余，自由也可以得到保障。但是，现实的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的。或者如弗兰克.奈特所说，完全竞争就是没有竞争。离开田园牧歌的自给自足经济而进入市场交换的人们所受到的损失可能不仅仅是独立和自由的削弱。
在交换经济中，人们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面临的是一个需要充分信息才能应付裕如的复杂世界，每个人的行为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的选择，也取决于无数其他交易者的选择。于是，经济行为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风险。“个人并不能从一个界定了参数的菜单中进行选择，正如假设他或者她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内部经济’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那样。”[8]而且，不同交易者由于天赋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市场力量，这意味着交易条件可以分成公正或者不公正两种情况，也意味着“一些参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换当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剥削。”[9]这样，为分享交易剩余而介入市场的人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不公正带来的利益损失。进一步，为了实现市场公正，防备“市场的盲目力量”和垄断者的阴谋诡计，人们寄希望于国家机构的作为。但是，由于国家本身是一个利益主体，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家为了它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的它的权威，操纵货币和物品之间的交易条件来进行剥削”[10]。另外，人们指望国家建立和明晰产权，但国家行为的结果可能是产权的破坏。如诺斯所说，国家是维护私人产权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又是私人产权最大和最危险的侵犯者。因为国家的权力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扩张总是依靠对个人权利的侵蚀实现的，在国家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理性的交换参与者能够对参与交换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当交换带来的效率提高和剩余增加被自由减少，风险增加及剥削加剧严重侵蚀时，交换参与者可能会选择退出交换，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中。而人们从市场体系中退出的可能性，在于私人财产权。在这里，私人财产权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得到了某种保护和隔离措施，以免遭市场的‘盲目力量’的冲击。”[11]拥有住宅的家庭为自己生产住宅服务，可以免除租房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带来的可能的剥削和欺诈；拥有自己汽车的人为自己提高交通运输服务，可以降低乘坐出租车可能存在的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实际上，私人财产权的存在，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进入或者退出的选择权。在缺乏财产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无法退出，即使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更残酷的剥削也只能忍受，独立和自由就散失了。所以布坎南说，“私有财产通过提供一种可行的从潜在的剥削关系中退出或者避免进入的权利，保护了个人的自由。”[12]
其实，财产权提供的退出权的意义不是退出而是进入。如果我们承认分工和交换对人们物质福利的增进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相信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具有效率优势，那么市场和交换在人类经济形态演进中就具有进步的意义。财产权的意义在于，为人们选择进入还是退出市场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财产权，人们就会被市场套牢而无法退出。由于无法退出市场，人们就可能选择不进入。而没有市场和市场交易，也就没有其可能带来的效率提高和社会福利增进。可见，财产权为人们提供的进入或者退出的选择自由保证了市场的存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权的经济意义和伦理价值是互补的具有了一致性。
四，退出的可能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如果借助于财产权的退出是可能的，其结果也是对效率的损害。退出市场，就是退出分工和交易，其带来的损失，包括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两个方面。“与私有财产条件下的自行生产制度所实现的投入—产出率相比，市场在其理想化的运作过程中，应能够在花费同样的成本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服务，或者在花费较少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同样多的服务。”[13]退出市场导致的效率损失，实际上是退出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大网络，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深深陷入市场洪流之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技能甚至意识形态日益成为市场塑造的结果，退出市场几乎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人们拥有的财产大体上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由于可以与所有者相分离而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私有产权脱离主体的流动可以为主体自由的实现提供保障。人力资本的特点是依附于所有者人身而没有独立的存在形态，于是主体的自由受到了人力资本独立性的限制。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在人们所占有的财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发展却具有日益失去其独立性的趋势。在市场条件下，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是市场根据需求塑造出来的，在知识演进，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人不可能一劳永逸获得能够给其带来终身收益的人力资本。市场总是在不断催生新的知识又不断淘汰旧的技能。只有适应市场，人力资本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离开市场，人力资本将很快散失殆尽。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人力资本更加依赖于市场，离开市场，人力资本将彻底散失其生产性从而失去其价值。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对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大体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即专业化提高人们的专业技能）；二是歇中忘(forgetting by not doing，即专业化使人们逐步降低直至散失非专业的其他技能。)。与专业化使人们专业技能提高同时的非专业技能的散失实际上意味着人们独立生存能力的下降。由于单一的专业技能不具有完整的生产性，个人技能只有借助于与他人的结合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人与人从而个人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了。 “单个经济单位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超出它自己的控制之外的市场力量，并因此容易受到那些市场力量的影响。在专业化条件下可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在自给自足条件下可获得的效用水平之间的差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了。”[14]可见，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个人财富重要内容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失去其独立性，主体自由也必然随之受到约束。散失独立性的人力资本离开市场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会迅速烟消云散，这决定了现代经济中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人们退出市场的不可能性。
根据哈耶克的“知识分立”思想，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脑从而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知识的分布呈现分立的状态，即每个人的知识都是专业的，每个人只能拥有人类知识某个领域里的某一部分。知识的分立决定了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于是分工成为增进效率的需要。分工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分立，人们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单一化和专业化。每个人只能拥有直接实现其生活需要的很少一部分知识。由于个人知识的独立生生产能力越来越低，人们必须借助于市场的协调和组织才能使自己的专业化的知识与他人结合。离开市场，人的专业化知识一事无成。所以，不仅依赖人力资本的个体越来越难以退出市场，而且，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其存在。
五，财产权、市场、选择和自由
布坎南将独立性或者对非依赖性理解为自由的基础，在他看来，私人财产权为个体摆脱对他人的依赖提供保障，从而使个体退出市场实现自由成为可能。但是，“每一个作为参加者的个人或单位，在现代经济当中都必然依赖于这个经济体系中其他个人或者单位的行为。”[15]如果考虑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在现代经济中，退出市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退出的条件是财产功能的完备，而对于人力资本，退出市场就意味着其功能的散失。
尽管退出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不是一种有效的选择。自由的本质意义是选择的自由，而退出仅仅是选择的一种形式。介入市场所导致的依赖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主体自由的散失，只要选择是可能的。当然，如果介入市场面临的是单个的垄断者，面临的是限制资源流动的割据，主体的自由意志必然受到限制，剥削、歧视等不公正现象也不可避免。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主体选择集被严重压缩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将市场组织为竞争性的，而且规模大到足以能保证在所有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上都存在着多重的购买者和销售者，那么，个人参加者就不会陷于仅仅面对单独一个预期的购买者的境地了。”[16]所以，自由的实现，关键不是退出，而是扩大主体的选择集，是建立和完善市场。
当然，私有财产仍然是自由的前提，因为个人选择的实现只能建立在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上。而且，作为选择背景的市场的形成依赖于私人产权制度的建立。但是，我们这里强调财产权对自由的意义不同于布坎南，即不是将财产权看成是退出的保障而是将其看成选择的前提。而且，这种选择不是离开市场而是进入市场。
个人对财产权的保有为其提供通过市场实现自由选择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财产权、市场、选择和自由具有相同的含义。
[1]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
[2]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
[3]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2
[4]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4
[5]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7
[6]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7
[7]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4
[8]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8
[9]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20
[10]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47
[11]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21
[12]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34
[13]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39
[14]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27
[15]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29
[16]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