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A·Schumpeter）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以瓦尔拉和帕累托为代表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该理论仅限于静态分析。于是，他把经济的研究重心从静态均衡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力求在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创新理论”（也称为以“创新”概念为特色的动态发展理论）。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指从经济本身发生的非连续的变化移动，而经济循环流转却是静态经济的过程。[①]他认为需要重点了解的并不是特定时间的均衡状态，而是经济的运行是怎样离开均衡状态，是什么应该对均衡状态的破坏负责，以及怎样又从非均衡状态回归到均衡状态，或怎样改变循环流转的轨道。从理论上来讲，也存在经济以外的力量对均衡产生破坏，但他相信，那仅是偶然的力量，而在经济本身一定存在着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创新”的活动，正是这种创新的活动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创新”是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生产函数就是生产要素的一种组合比率：
P=F（a,b,c,……n）
其中P是产出，a,b,c,……n则是生产性劳务或生产要素。
因此创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就是把一种以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具体来讲，主要包含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熊彼特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即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②]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既对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和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具体来讲，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大致会经历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为谋取额外利润而进行创新；[③]第二，一些企业为分享这种利益而开始“模仿”；第三，更多的采取旧方式的企业为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适应”，从而使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组织形成更大规模的推广。总之，“创新、模仿、适应”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适应”能力差的企业的毁灭，熊彼特就此用“具有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来论述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的。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强调通过“创新——模仿——适应”这种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进行创新，这意味着创新具有较强的超前性；而“模仿、适应”则体现了创新具有明显的渗透性和可分享性。他的理论包含了“技术创新”的思想（如引入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等），也包含了“制度创新”的思想（如开辟新的市场、实行新的组织形式等）。在他去世后，他的“创新理论”也主要朝这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英国经济学家C·弗里曼（C·Freeman）和卡曼（M·I·Kanmien）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派；二是以诺思、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前者将技术创新理论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独立出来，对技术创新的概念、研究内容和类型进行了界定，因此也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后者把制度创新理论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分离出来，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产业结构演变方面的启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开始进行问题分析，进一步推导出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增长，而对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中间层次的“产业结构”因素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关注。但是，他的创新理论也间接的揭示了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
1、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作为创新者（企业家）总是处于某一产业部门，从事特定产品的生产，即创新并不是抽象的，而总是针对于某一特定产品或某一特定产业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也认为，吸收新技术并不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国民生产总值或投资这类指标抽象物中，也不是出现于我们称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类指标抽象物中。[④]这意味着，技术创新是具体的，总是与特定产业经济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会遇到这个部门在制度和社会方面的各种问题。当某一特定产业部门引进了新的重大技术或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时，[⑤]由于技术创新所具有的强大渗透性、明显的超前性和可分享性，使其在不断的改变着产业内“人的因素”（由体力型转变为智力型，或由低层次智力型转变为高层次智力型）的同时，也在改变产业内的“物的因素”（即生产工具），促使了产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展。这样，技术创新一方面改造了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提高了它的竞争力，促进了它的有效发展，从而改善了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产业结构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甚至还可能引起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改造了传统产业，也促使了信息产业将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从而促使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由此看来，在技术和知识逐渐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时代，产业经济部门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并同时成为技术不断创新的载体。
2、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得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⑥]我们每个人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框架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行为时刻都受一定制度（制度包含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制约。因此，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是无可非议的。现实的市场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完美市场，在现实中，由于投机主义、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市场的运行往往具有很大的成本。在这一情况之下，需要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式规则）来减低市场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需要可信的承诺（非正式规则）以使经济增长所需的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成为可能。在供求机制的作用下，面对现实的制度需求以及新制度框架下的潜在的巨大利益诱惑，经济行为主体就会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以产生相应的制度供给，从而有可能实现制度供求的动态平衡。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强调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不管是新市场的选择还是企业组织的变革，都是属于制度创新的行为。处于某一特定产业部门的企业家看到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如预测到新的市场需求、看到知识在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等等），就会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以获得潜在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如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就会建立新的激励机制以鼓励进行技术创新，开发出能满足新需求的产品；面对知识逐渐取代资本而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发展趋势，就会进行组织变革，改变传统的僵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形式，而采用能有效的促使企业集体进行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交流、整合和创新的组织形式。企业家的这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了企业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会促使生产率提高和分工的不断深化，随着分工的深化，因分工而产生的协调成本就会不断提高，而降低协调成本又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这样，就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分工深化——制度创新”的正反馈运行机制，从而使企业能不断的适应市场的需求，获得长远的发展。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如果该产业内的企业家群体都能这样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应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么该产业就能形成独特的市场竞争力，能持续的发展下去，并通过该产业的关联效应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产业结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特别强调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对此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创新在产业结构演变方面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加大对教育、研究开发等各方面的投资，同时也要加速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①] 熊彼特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经济循环流转”，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他首先假定存在着一种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的静态经济，生产过程只是简单的循环往返，即存在“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在这一状态之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企业总支出等于总收入，生产管理者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经济中存在两个经济主体，两种生产要素，产品的价值等于产品的成本，没有增值。生产过程在这种状态下循环往返，周而复始。然后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理论”。
[②] 熊彼特的“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概念，只有当一种新发明被应用到具体的经济生活或活动中去时，这种发明才能成为“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发明者并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那些敢于冒险，第一个把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③] 在熊彼特看来，获取额外利润是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他又认为个人致富仅是创新活动的目的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心理上的特征，即企业家在进行创新时，还具有显示个人“成功”的愿望，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凡人，为了表现出“出类拔萃”而努力去追求事业的成功。熊彼特把这种支配企业家去创新的非物质的精神力量称之为“企业家精神”。
[④]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57
[⑤]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这里的创新是一个基于技术性基础上的经济概念，其相应行为者为企业家。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的从事某特定产业方面的创新活动，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家群体所从事的针对某产业的创新活动，又需要政府的力量支持，如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在贷款、税收和研究开发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
⑥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发展经济学的革命》，詹姆斯·A·道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