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当前国内外心理学和社会学乃至一些经济学者采用的幸福问题的研究方法，存在以下缺陷：（1）问卷测试或者调查测试，只能测算出当时的一部分的快乐感，而不能测算出幸福度。而且，一时的问卷等测算法，容易受到当事人当时的情绪状况的影响，从而不够科学。（2）统计相关性，也不够科学。例如统计分析收入与幸福的相关性，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分布、边际收入、收入的支出方向和结构等等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幸福度的影响非常大。
一、现代经济学为何忽略幸福的研究
中国和西方古代，都非常关注个人的幸福问题。
中国古人所谓的幸福是强调外在的标准，即当个人达到预设的标准，如学问、品德、善等，才有幸福感的产生。此种看法近似于西方的Well-being的概念。
例如，《易经》可能是最早对幸福有所讨论的著作，它强调“变易”与“不易”的道理，“福祸相倚”的思想。因此，中国古人认为，不可以只追求一时的幸福感，在发达时应居安思危，谦虚为怀，才能得到幸福。反之，在生命遇到困境时仍应勉励自己“否极泰来，福之将至”。
西方早在古希腊，人们也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是后来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追求天堂。边沁(1748-1832) 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幸福。例如，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别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边沁的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边沁之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例如，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人的物质福利和幸福，同时把国家作为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的主体。
但是，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宗奉经济增长与GDP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
从马歇尔 (1842-1924) 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或者“快乐”的概念逐渐被“效用”(utility) 所替代。尽管说，utility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水价值悖论”，建立了基于边际效用理论基础上的现代价格理论，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在马歇尔的影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从而，现代经济学中几乎失去了幸福和快乐的踪影。
二、现代幸福和快乐研究的状况及评价
（一）现代西方幸福与快乐研究的发端与进展
20世纪60年代左右，心理学开始了对幸福和快乐的实证研究。当然，这是心理学关心心理疾病研究的副产品。
心理学对于幸福的研究，文献颇多。例如， Andrews and Withey，1976；Campbell, Converse and Rodgers，1976；Larson，1978；Diener, Horwitz and Emmons,1985；Clark and Oswald,1994；Ahuvia and Friedman,1998)；Clark,1994；Diener，1999；Veenhoven，1991；Diener and Oishi，2000；Hayo,2003。
现代经济学中，对于幸福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萨缪尔森是较少关注幸福的学者。他曾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但是，这个公式并没有实质上的价值，存在巨大缺陷。这个方程式，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至于快乐的研究文献，相对多一点，例如澳大利亚的黄有光等少数学者。
现代西方幸福与快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幸福与年龄的关系，幸福与收入的关系，幸福与婚姻的关系等方面。
研究方式：主要是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四十多年的幸福感受数据。当前几乎所有的幸福指数的测算，都沿用这一思路。
例1，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提出的日重现法(DRM)算法是一种微观测度方法。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按他的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宏观上去,用于描述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
例2，提出“幸福学”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也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幸福的。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所学的专业是心理学。奚恺元后来用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2004年4月，奚恺元与《了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算方法并没有突破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范式。
（二）中国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的文献述评
到目前为止，关于幸福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学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分析文献，几乎是凤毛麟角。
从中国的情况看，笔者2006年11月3日从中国期刊网键入关键词“幸福经济学”进行“全文检索”，一共找到22篇文章，排除随笔、时评、目录等，中国公开发表的涉及“幸福经济学”的学术文章有4篇，例如：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财经研究》2004年第5期；曾飞：《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06年第7期。
中国发表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关于“幸福”的论文，例如：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刑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述评》，《心理科学》2002年第3期；邱林、郑雪、严标宾：《文化常模和目标调节模型：两种幸福感文化观》，《心理科学进展》 2002年第3期；杨秀君、孔克勤：《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1期。
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中国学者主要遵循西方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提出的研究范式，沿用其幸福指数的测算方法，即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测算；利用统计方法，测算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关系等。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刑占军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认为幸福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他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扭转体验等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
总之，当前国内外心理学和社会学乃至一些经济学者采用的幸福问题的研究方法，存在以下缺陷：（1）问卷测试或者调查测试，只能测算出当时的一部分的快乐感，而不能测算出幸福度。而且，一时的问卷等测算法，容易受到当事人当时的情绪状况的影响，从而不够科学。（2）统计相关性，也不够科学。例如统计分析收入与幸福的相关性，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分布、边际收入、收入的支出方向和结构等等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幸福度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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