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远远超过了企业正在承担的纳税、赚取利润和提供就业等常规责任，人们期待着企业更加有效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1993年开始“新经营”，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公司进行战略调整以来，韩国三星公司的经营理念特别强调了全球责任。自1938年成立至今，三星就一直坚持紧跟公司自己以及世界新的发展趋势的使命。“事业报国” ，“人才第一”，“追求合理”，每种理念分别代表了三星历史中的不同重要时期，反映了公司从本土产业领导者到全球消费电子领域龙头的不同发展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三星认为：“我们将承担一个优秀企业公民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追求与我们的社区、国家以及人类社会共同繁荣。”早在1994年就开始向股东和大众提供社会责任报告的诺维信公司对于强化社会责任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为什么重视社会责任？诺维信的回答是：“强大的社会行为表现可以帮助我们赢得‘人才之战’、品牌价值、社会责任投资、客户要求，否则可能冲击我们的底线——声望、股票价值、运行许可和员工士气。”全球公司承担的责任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在现代工商文明新时期，他们不仅对公司股东负责，而且对企业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负责；他们不仅对总部所在母国的社会和环境负责，而且也需要对海外子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负责。aihuau.com全球公司担负全球责任伊梅尔特于2001年9月7日出任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四天后恐怖分子便袭击了纽约和华盛顿，而且当时股市泡沫刚刚破灭，安然公司（Enron）的崩溃则开始让人觉得企业丑闻层出不穷。“世界发生了变化，”伊梅尔特说：“企业如今不再受人赞赏。公司的规模不再受到尊重。贫富之间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现在到了利用我们的平台成为好公民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企业必须做的。”2002 年，伊梅尔特任命了公司第一位负责企业履行公民义务的副总裁。如今，通用电气要对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进行审查，以确保他们能按照劳动、环保、健康和安全标准行事。自从这项工作在 2002 年开始以来，他已经做了 3100 次审查。2004年秋天，通用电气被纳入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该指数汇集了 300 家在环保、社会和财政可持续性上符合其十分详尽的标准的一流企业。作为一家老牌制造公司，通用电气过去经常把环保法规视作一种成本或负担。如今，伊梅尔特把清理环境看成是发展的机遇。他要让通用电气做一家屈指可数、以拥有解决全球最棘手问题的能力和技术而著称的公司。通用电气的高层管理人员应总裁的要求研究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些管理人员发现，通用电气被人们视为落伍企业。他们的调查表明，通用电气在管理质量、引进人才和投资价值方面列为全美前五名，但在社会责任方面仅列在第 72 位。伊梅尔特乐意用与杰克·韦尔奇不同的方式接受这一观点。韦尔奇在诚信和守法问题上十分严格，却对像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比较微妙的争论几乎毫无兴趣。韦尔奇认为，通用电气只要能维持生产效率、增长、提高利润和股东回报就足够了。他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通用电气的市值在1981年为140亿美元，到 20年后他退休时增加到了4000多亿美元。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在后安然时代，伊梅尔特认为通用电气应当更加清楚地了解它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其中部分是因为他是做销售与市场营销出身的，所以比韦尔奇对公司之外的事情更加关注。“毫无疑问，我总是由外向内地观察我的公司。”伊梅尔特说。他说：“最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通用电气要让人知道它是一家好公司，不仅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如此；况且人们对大企业应尽义务的期望正在增大。至于我们必须怎样做得更好从而被别人认为是好公司，我们也说不好。但人们的要求比五年前更高了。” 2005 年5月18日，GE 发布了第一个企业公民报告，着重汇报了其在各个企业公民领域的突出表现、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包括遵守法律和公司治理、全球化、社会投资、环境、健康和安全、产品和研发，以及公司对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承诺。《我们的行动》综合报告了GE的业务运营、GE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GE如何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值得信赖的世界公民。“在日益全球化和透明化的世界里，我们衡量公司成就的标准并不仅限于金融方面的结果和股票行市”。GE主管法律和公共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本·海内曼说：“每一天，我们都努力成为有责任心的公民，诚信经营，负责任地为我们的客户、投资者和其他受益人服务。”GE在公司责任理念方面的转变说明，面对正在兴起的强化公司责任的潮流，各个跨国公司唯一的选择就是融入这个潮流，进入跨国公司发展的主流，而不要偏离潮流，更不要逆潮流而动。唯有如此，公司才能增强自己的软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责任的意义进入新世纪后，新的经济泡沫破灭，安然公司和WorldCom的丑闻给美国企业经营模式投下了阴影。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把股东价值作为企业唯一追求的目标是否正确。如果企业仅仅是投资者聚敛财富的工具，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企业道德败坏，甚至违法经营。人们认为企业大面积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远远超过了企业正在承担的纳税、赚取利润和提供就业等常规责任。人们期待着企业更加有效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4年OECD修改了1999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准则。2004年新版公司治理准则，强调了公司治理的目标包括：“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加强市场统一，促进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培育透明、有效的市场”。新的公司治理准则强调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明确指出，“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员工代表机构应该有权自由向董事会表达对公司不合法或违反道德行为的意见，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此受到损害。”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欧洲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思维发生了变化，企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经营理念体现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关注全面协调与社会和谐；关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强调可持续发展。企业目标不仅定位于追求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定位于关心客户、员工、债权人、供应商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企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欧洲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具有比其他地方更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与美国公司相比，欧洲不少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强调公司员工的参与。例如，按照法律要求，德国大型企业监事会（相当于美国公司的董事会）50%的成员必须来自雇员代表。欧洲公司比美国公司更关注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因素使得欧洲公司在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强化公司责任潮流中扮演了主导者角色。跨国公司纷纷向股东和公众报告自己强化公司责任的努力。他们对于公司责任的理解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德国DCAG称其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法国EDF表述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德国SIEMENS和美国IBM公司以及GM公司则称之为“公司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尽管所用概念不同，但是这些跨国公司阐述的内容大体一致。综合这些公司对于公司责任的表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承担股东责任，企业经营成功获取利润回报股东；第二，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内部员工的安全健康福利，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包括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等等：第三，承担环境或生态责任，减少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循环经济。许多跨国公司在论及公司责任时采用了股东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为三重底线的概念。“三重底线”实际上就是公司责任的底线。竞争力从责任而来公司毕竟不是社会慈善机构，而是一个以创造价值和赢利为目的的组织。在商应当言商，为什么这么多的跨国公司不言商而言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呢？难道这么多跨国公司都在“做秀”？回答是否定的。跨国公司毕竟是真正的企业组织。他们强化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并非在做秀，也没有偏离企业经营和赢利的目标。他们强化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实际上就是强化企业的竞争力（赢利能力）。积极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壳牌公司的回答是：“我们意识到，要让壳牌保持成功，就需要找到在社会和环境方面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要求。我们坚信，通过和利害相关方协商交流，通过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考虑融入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可以使壳牌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成为反应更敏捷、竞争力更强和更具盈利能力的公司。”“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所做努力，可以帮助我们为股东创造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经营和财务风险，可以通过‘生态效率’（产量更高，同时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更少）来消减成本。可以帮助我们和客户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以满足客户需要，同时还影响着我们产品组合的发展，吸引和激励着我们的员工。”（见2003壳牌集团报告）积极推进“责任关怀”的化工企业拜耳公司系统地分析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好处：——提升品牌形象和美誉度一个企业如果有良好的名誉和形象，可以让企业更专注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从而减少花在低投资回报水平项目上的时间。由于市场对社会中可信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不断攀升，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信誉，将有利于增加销售和提高顾客忠诚度。——改善财务表现 现在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管理中财务表现以外的其他方面；目前社会投资基金增长非常快，在这些投资者中，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希望投资能和他们持有的价值观念协调一致。——改善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管理根据Walker Information公司的调查，在决定是否接受一个工作时，42%的被调查者都会考虑应聘公司的道德标准问题。如果工作条件和生产行为符合员工的期望，公司可以降低人员周转率，并且减少相关的招募和培训成本。——获得经营许可强劲的社区支持，稳固的地方关系；降低监督力度——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公民表现的看法可以影响企业获得经营许可的过程。比如，来自外界的批判可能导致限制条款和法规的增加，从而增加企业经营的成本，甚至影响到企业能否获得经营许可。案例：杜邦：告别“火药味”杜邦公司自1802年成立至今，已经历了三次成功转型。杜邦始终都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把公司经营得更强大、为了协助解决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为了人们和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自206年前杜邦从黑火药起家，现在已经在展望第三个百年宏图了。如今的杜邦已经没有任何火药味，但制造黑火药时代延伸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的理念却传承了下来，在向一家科学公司转型的进程中，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杜邦公司的核心推动力——致力于运用科学技术开发可持续的、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记者就杜邦公司如何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司发展战略和运营体系采访了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青。《新智囊》：2006年10月，杜邦公司公布了其面向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原来的2010年环境目标的基础上，杜邦面向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要求减少经营活动给环境留下的“印记”，还将企业的发展与研究开发更安全、更环保的新产品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制定这一战略目标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李青：1994年，杜邦公司制定了一个目标：到2000年，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我们如期实现了目标。20年前，作为首批公布环境目标的公司之一，我们又进一步设定计划：到201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5％。在杜邦公司的努力下，到2004年，该目标就提前实现了，并将排放量减少了72％，同时也为公司节约了30亿美元的成本。到2015年，我们将基于2004年标准，再至少减少15% 的温室气体排放。当前，减少经营活动给环境留下的印迹依然是杜邦优先关注的议题。因为一个公司，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生产了成千上万种产品，肯定会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杜邦也不会例外。因此，我们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在解决各种挑战，把公司经营得更强大的同时，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杜邦的2015年目标正是我们对自身业务的未来、客户的未来以及全世界民众的未来的投资，它们也关乎地球的未来。 《新智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之后，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又怎样贯彻到具体的公司运营之中？李青：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环境印迹，就需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从研发到投入到商业决策各个环节，都要减少对环境的印迹。为了环境，杜邦舍得放弃，比如产品研发要求必须以现有的产品为基础，并且在原料消耗、毒性、毒理方面要优化于现有的产品，甚至超越现有的产品。这成为一种选择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项目会被否决。 因为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减少经营活动给环境留下的印迹，将永远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在杜邦，我们追求“目标为零”：零安全隐患、零环保影响、零事故、零排放。这些要求很难达到，但是我们要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比如水的消耗在农化厂的生产成本中很小，但为了零目标的实现，企业在每个用水的单位都装了水表。结果意外地发现全厂用水量最大的环节竟然是浇花。最后，工厂决定从旁边的小河里引水浇花，从每个可能处向零目标努力。除了以上的制度保障之外，杜邦还提出，到2015年，杜邦公司将确保其全球所有的生产设施，在环境管理目标和系统的有效性方面，全部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同时将公布相关信息，并就此和当地社区进行沟通。 实际上，独立审核在杜邦的一些企业已经做起来了，例如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除了对废水处理进行每天自检之外，还主动建立了第三方监督机制，包括由两家具有资质的当地机构——上海煤气站和上海仪器电子监测站，每周及每年度对工厂的废水处理样本进行分析监测。可持续发展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做起来的。减少环境印迹，这是整个组织的承诺，是每一个厂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做环保并不难，关键在于领导要有决心、有理念。杜邦的环境印迹减少目标也是靠一个一个工厂按计划去做。根据每个厂具体的工艺特点，杜邦要求工厂领导人要知道每年、5年要做什么，把大的目标分解下来落实到每个人和物，每个人都需要为此使命而优化自身。 在杜邦的每个厂，减少环境印迹的目标是发动第一线的工人来参与。例如在杜邦农化公司，因为除草剂不能含杂质，生产过程中要使用化学溶剂清洗，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溶剂的使用量呢？一线工人先想到，第三次冲洗的溶剂含杂质已经很少了，能否拿来洗第一次；第三次再改用新鲜的溶剂冲洗；果然成功了，再接着试验，能否降低配比，如此一来，整个工艺化学溶剂使用量减少了40％。 《新智囊》：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在经济快速增长与追求可持续发展之间求得平衡，比如环保和成本投入往往是企业取舍的两端。环保对企业最困难之处，在于可能增高生产成本。杜邦在此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李青：在公司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选择中，杜邦会坚持公司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最高标准的职业操守、尊重他人与平等待人”，这是指导我们工作的原则、准则，200多年从未改变，维系着杜邦的香火传承。碰到困惑时，我们会问，这跟核心价值有没有冲突？杜邦的发展，靠的是文化和精神，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在200多年的发展史中越来越突出。一个真实的例子可以反映杜邦在两方面遇到冲突时的取舍：
上世纪30年代初，杜邦科学家发明出CFC(氢氟烃类产品)制冷剂，主要用于冰箱制冷。制冷剂的发明为改善民众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证实CFC类产品可使大气的臭氧层变薄。面对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杜邦毅然决然投入大量资金用来研究CFC的替代品。而且，在此项科学结论公布后的72小时，杜邦公司正式宣布逐步退出CFC类产品的生产。 但是20年前，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强制要求CFC生产厂商马上去寻求替代品的。当时全球依赖CFC的设备的总价值已经达到1350亿美元，杜邦公司更是占据了全球CFC类产品市场份额的1/4。 杜邦公司及时调整了研发方向，为此投入翻了三番。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杜邦很快于1990年推出了新一代对臭氧层不再有影响的新产品制冷剂——舒瓦，而且比原计划提前5年彻底停止了CFC类产品的生产。 环境保护与企业利益往往被错误地看成势不两立的双方。事实上，两者并不冲突，它们能够成为一个共生的统一体。杜邦公司用多年的实践向人们生动地说明：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 《新智囊》：杜邦一直致力于招聘、雇用和保持一支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工作队伍，那么如何面对文化和地域差异，这其中又带来了哪些管理挑战？李青：“最高道德标准的职业操守和尊重人”成为杜邦公司的核心价值之一，“尊重每一个个人、尊重其独特性，及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充分体现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尊重每个人的文化思想差异，在杜邦各地的公司要求都是一致的。杜邦追求的目标为“零”，即不让任何人受伤，不破坏环境，无人违法，不会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杜邦公司200多年成功有序的经营是以此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