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在我国重新实行DST,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可行的,从节约能源的战略角度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1980年代我国实行和1992年暂停实行DST所带来的对DST的种种非议和负面效应。我们也必须汲取当时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们先来面对公众对DST提出的质疑。
质疑一:夏时制只对上班族有作用,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来说意义不大。
质疑二: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特点,例如地理位置、生活习惯等来调整上下班时间,在适宜的地区实行弹性工作制。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实行DST。
以上两种质疑DST的观点,最具普遍性。这两种观点都把调节工作时间当作了DST的核心内容。这其实是对DST的一种误解。DST不是要单纯调节上班人员的工作时间,而是旨在调节(适用区域内)全民的生活时间(我们称为社会时间)。DST所节约的能源并不是来自办公场所,而是来自生活用的照明和其他生活用电。所以如果仅仅是调整工作时间,是起不到太多节能效果的。DST是通过调整区域内的社会时间,使得工作时间自然提前一个小时。而如果仅仅单纯地调整工作时间,很难全面驱动社会时间的调整,来适应工作时间的调整,既达不到节能的目的,甚至更可能影响上班族的夜间休息。而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来讲,今天“息”的含义和20年前“息”的含义也已大大不同了。20年来农村用电的高速发展,也使得DST的实施在我国农村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质疑三:夏时制使铁路和航班需要每年修改时间表,造成麻烦。这其实也是上述基于对DST节能的误解所造成的。铁路运行本来就是24小时连续进行的,所以,我以为铁路运行根本没有必要随DST的实行来调整。只要巴图定时刻向后退一个小时就行了。这样,就只需重新印制一下时刻表就行了。并不会增加多少麻烦。至于航空就更没有什么“麻烦”可言。我国的民航时刻表本来就是每年的春秋(一般是3月份和10月份)各调整一次,如果我国实行DST,就只要把春秋例行的调整和DST实行的日期结合起来。
质疑四:DST扰乱了儿童和老年人的生物钟,违反人的正常生理节奏。这种质疑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家也曾出现过。2003年春天,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一些代表以部分医生研究发现,夏时制会影响人的健康为由,试图要求杜马取消夏时制,但提议未被通过。为此,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夏时制对人体健康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只是某些人会感到有所不适。并且这种情况引发的身体不适往往不是身体的实际反应,而是那些确信时制转换会有害健康的人自我心理暗示的结果。即使如此,这种不适感在1至2周后就会消失。因此我们绝没有必要对此担心。此外,有人认为,DST对患有夜盲症的人大有好处。但还没有见到医学研究的报告。
质疑五:傍晚的延长导致汽车增多,使得空气污染加剧,还造成交通事故增加。这显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DST的实施并没有改变时间的长短,怎么会将傍晚“延长”?而恰恰相反,实施DST,可以使得人们能够更长时间在有日光的时候开车,因此能够减少交通事故。
质疑六:中国新疆实行的是北京时间,10时才上班,2时才吃午饭;如果实行夏时制,便要11点才上班,下午3点才吃午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要重新实施DST,就必须考虑好这个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对于DST的诸多质疑,多是出于对DST的误解和心理作用,有些质疑根本就是由于人们的惰性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编造出来的。在正确认识了DST,克服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后,我们不仅不会对DST产生反感,同时我们还会发现DST的诸多优点:DST的实施使得人们能够更长时间在有日光的时候活动,因此能够减犯罪。而一年重新设置两次时钟的心理效果也可以更好的唤起民众保护能源的意识。
1991年后,我国暂停了DST的实施,至今已经15年了。时过境迁,现在的一些情况已经和当时的情况大不相同。比如能源问题的重要性、电价的大幅提高以及电能在家庭中使用的增加、国民对环保认识的提高等都会导致民众对DST的重新认识。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DST的国家,但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实行DST的努力。2001年,日本环境厅、经济企划厅和通产省的一份全球环境与个人生活方式的调查表明,59.7%的受访者支持引入DST,20.1%反对,20.2%人说不知道。而在1990年的调查中,受访者的反应是35.2%赞成,30.5%反对,34.3%的人说不知道。由此可见,过去10年公众对利用DST节约能源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又过了5年,相信这个数字又会有所改变。
只要我们能正确理解DST,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我国土地区域东西跨度较大的问题,相信DST离我们已不是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