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7日晚,中央电视台直播美国“发现”号飞船成功着陆。7月18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直播瑞典“哥德堡”号帆船抵达广州。本来,这两个代表着“面向未来”与“回首往事”的不同风格的事件并没有太大联系。但是,当我们与它们对比,看中国的状况,很值得我们反思。
“哥德堡”号的母国,瑞典人口不到900万,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北京总人口的1/2。在如此少的人口的国家,不仅有成功研制出状态稳定的高性能炸药,推动现代工业发展的诺贝尔及他留下的著名奖项,有爱立信、ABB、SKF这样的行业巨头,还有沃尔沃和萨伯两个知名中高端汽车品牌。而“利乐”这个不是很多人关注,但是在中国乳品包装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的品牌也是瑞典厂商。
260年来,中国仍然没有明显进步,作坊式手工产品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收入来源。1745年,“哥德堡”号满载着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哥德堡”号船从中国返航,驶向瑞典。2005年,中国主要出口顺差的领域以服装、家具、鞋、玩具等为主。像手机、电视、DVD这样的机电产品虽然出口增长迅速,但是核心部件及知识产权仍然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只是在给拥有核心技术的外国公司“打工”。还有一些高端产品干脆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生产的。15亿人的中国,实际起到的是“低附加值组装车间”的作用,现代化工业实力甚至连人口不到900万的瑞典都赶不上。而且从个体企业分析,中国没有出现过能与诺贝尔比肩的科学家及企业家,没有一个国际认可的自主汽车(包括轿车、客车及重卡)品牌,没有世界性的行业领导者。
美国“发现”号宇宙飞船的成功着陆也吸引了无数“眼球”。在整个过程中,“一波三折”的启航,对航天飞机可靠性的疑虑,中间的技术性问题,甚至到“鸟粪”等细节问题都要进行分析研究。技术部门、宇航员及控制体系为安全飞行进行高效沟通与紧密协作,直到宇航员走出机舱。这个庞大的运转体系不仅仅显示出对持续冒险,探索太空的进取激情,也成为精密运作的典范。
当“发现”号与“哥德堡”号发生“碰撞”时,我们将美国这个发达的大国与瑞典这个发达的小国进行比较,能够看到他们成功的共同轨迹。而如果我们将“发现”号与瑞典汽车进行“驴唇不对马嘴”的对比,我们更能够深入分析成功企业的成功原则。
1.“百折不挠”的专注性进取:当硝化甘油炸死诺贝尔的弟弟后,瑞典政府禁止重建工厂。“科学疯子”诺贝尔只好在湖面的一支船上进行实验。而在美国,以爱迪生为代表的发明家们以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日新月异的产品,同时塑造了一个个“基业常青”企业,使专注性进取成为组织行为,创造利润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2.组织性的责任意识:“发现”号飞船与瑞典汽车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些结构复杂的机器,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不散架”,仍能够保证安全。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当产品影响到客户的重大利益、甚至生命时,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责任意识。并在责任的推动下,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一次次的性能改进,在成本适中的条件下,使产品达到最优状态。
3.追逐高端的商业意识:在乳业激烈的“价格战”中,中国乳品厂商的利润相当微薄,而获利最丰的却是“利乐”,可以说中国的乳品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为“利乐”打工。“利乐”的成功体现出商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巨大的内在差别。农业社会中,赚钱的是产品本身,例如丝绸、茶叶。但到了商业社会,赚钱的是超越产品层面的内容,包括信息、思想及资源整合。Google、微软、IBM等等代表信息的价值。大学、大片、迪斯尼乐园卖的是思想与希望。而“利乐”卖的是奶品能够较长时间保鲜,这个技术促进了乳业竞争,加速产业整合。
梨树上不会自然长出苹果来。中国长期以来的小农社会形成的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文化,是商业文化很难渗透到社会中。企业受到小农观念的制约,很难长大。不论曾仕强先生如何强调“中国式管理”的所谓管理哲学,但是无法解释,中国已经“中国式管理”了数千年,为什么到现在中国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没有世界级领先企业。
从企业成功要素分析来看,“中国式管理”没有对进取精神的鼓与呼,而是强调“精明”地维护既得利益;没有对责任意识的倡导,而是用“推、拖、拉”,“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来推卸责任;至于宏观战略层面对产业及价值链的分析更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式管理”仅仅属作坊式的小农经济层次的管理思想,目的是维持最低层次的内部组织稳定。而在推动企业大规模运作,应对跨国、跨行业的外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时,“中国式管理”根本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