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式管理是最近几年中很热门的话题。初听之下很振奋——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管理；但是细究之后，却怅然若失，因为“中国式管理”似乎并没有什么管理学意义上的东西，仅仅看到了一种大杂烩式的“中国文化优越论”。
在我看来，存在两种“中国式管理”，一种是在企业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另一种是诉诸于纸面、但是又暂时缺乏管理内涵的“中国式管理”。
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加光怪陆离的商业世界了。在这里，集结了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最一知半解的管理偏见；既能随处找到貌似错误、却颇有实效的管理实践，又时刻发生中规中矩、一事无成的经营尝试；既有做“减法”的成功典范，也有因多元化而实现飞跃的大量企业；似乎取之不尽的市场机会、总是过分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沉沉浮浮的年轻企业、朝三暮四的经营思想、黔驴技穷的竞争战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商业时代。
企业总是最务实的，所谓“务实”其实就是不怕“试错”。企业的成功都是试错试出来的，而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相比于行动，思想总是贫乏的，所谓“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而生活之金树常青”。
数量众多的中国企业每天都在尝试各种管理方法和经营模式，而中国独特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结构、以及丰富复杂的企业生态和人文传统，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迥易于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如果笼统地把这些特色称之为“中国式管理”，倒不失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中国式管理”是真实存在的，存在于大量中国企业的具体实践中。
作为偏见的“中国式管理”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式管理”的论调，是因为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功，这些实践中成功就成为理论上创新的底气。
曾氏的《中国式管理》是一本坐而论道的大作，既没有观察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也没有从中国企业的实践中总结出任何独特的管理成果，书中充斥的不外乎是一些表面的、杂乱的观点，一厢情愿、生搬硬套的把中国文化与个别企业的成功拉在一起。其实那些成功企业的内在管理完全使用的是西方管理的工具和技术。没有企业案例的实证性支撑的“中国式管理”也就只能在文化范畴自说自话，通过把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与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做对比，来证明中国式管理的存在和优越性合理性。
作为一本畅销书，“中国式管理”这种提法是很成功的营销手段。因为它迎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思潮：中国企业开始有了成功的资本，但是又说不清成功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管理”就成为一个“口号式”的答案：一个空洞的答案，遮住所有的困惑。
不过，既然称之为管理，就必须有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现在“中国式管理”的论调虽然甚嚣尘上，但是却完全不是从上述角度出发探讨中国企业的管理特点，而完全是在哲学、文化等范畴内讨论，实质上是一种中国人、中国人性的讨论，固然非常“中国式”，但似乎与管理拉不上什么关系。
有人担心：万一不幸真的有人相信，是否就会给企业实践带来损失呢？
我看这不太容易。曾氏的“中国式管理”固然无助于企业，恐怕也很难有害于企业。原因是同样的：因为他的中国式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说说而已”的口号，并无实际内容。企业即使想推行他的“中国式管理”，也会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得到的只是一本畅销书。开卷有益，把这本书拿来读读总不会是一件坏事，也许还真能刺激我们做一些思考，或者是从正面，或者是从反面。
未来会出现“中国式管理”吗
虽然曾氏的“中国式管理”只在云端中飞舞，却也预示着某种可能。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独特实践是否会在未来蕴育出一种真正具有管理内涵的“中国式管理”？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真实的、有指导实践价值的“中国式管理”首先应该是一门科学，是基于对中国企业管理经验的观察、总结和提升，结构应该简单明快，内容应该博大精深，因为“管理式管理”所对应的企业实践是如此错综复杂、精彩纷呈，如此独特和包含历史的深沉。这种“中国式管理”也不会产于某个时间、某个人之手，而是由一群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逐渐挖掘提炼而成，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集大成者”，恰如亚里士多得之于古希腊哲学、康德之于德国古典哲学、德鲁克之于现代管理学。
在未来10－20年内，我们将会看到形形色色人等在各个环节、各个问题上的研究心得，工匠辈出。而大师的时代还需要等待，“中国式管理”的时代还需要等待。
话说回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中国式管理”并不会真的出现。在这个资讯飞速传播的地球村中，所有的经验都会很快被共享，你很难独具特色，因为你在学别人，别人也在学你。当“中国式管理”还没有蔚然成型时，已经被中国之外的企业学习借鉴，最终我们得到了更加丰富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但是并没有专门的“中国式管理”，正如没有“德国式管理”、“英国式管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