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初始的地区经济差距引发了劳动力自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这个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转变为人才输出地、生产要素提供地和工业品的消费地。在市场力量作用下所形成的这种分工格局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因此，要缩小地区差距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人才渗漏 物质能量循环 新的分工格局 地区经济差距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很显著。无论是用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刻画的地区差距（刘夏明、魏英琪等，2004；陈秀山、徐瑛，2004；蔡昉、都阳，2000；程必定，1995 ；沈坤荣、马俊，2002），还是用生产效率（王志刚、龚六堂等，2006）、人力资本（邹薇、张芬，2006）和工业集中度（金煜、陈钊等，2006）衡量的地区差距，都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
与地区差距并存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非常显著。[1]在1977—1988年间，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特点是，农村地区内部农业劳动力流向乡镇企业。从1990年开始出现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民工潮”，并且形成了以大学毕业生和技能人员为主体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此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越来越显著，使东部逐渐成为劳动力净输入地，中西部成为净输出地。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2000年居住地与五年前的常住地不同的人口数量，我们计算出各省在1995—2000年间流动人口的净变动量（见图1）。图中显示，东部地区除河北省外，其余十个省（直辖市）均为劳动力净流入地，中西部除新疆和云南有少量的劳动力流入外，其余都是劳动力净输出地。
这两个典型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劳动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变化决定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产生叠加影响，改变了地区间的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结果，从而改变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能力的对比，以至于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显著的作用。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最终实现新古典均衡。姚仲枝、周素芳（2003）的研究发现，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区差距。一些调研性的文献（崔传义、潘耀国，1999；庾德昌、王化信，1999；邓祖善，1999）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理：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实际上是进行“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回乡创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缩小地区差距。既然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熨平地区差距，那么地区差距仍然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流动还不充分。因而，随着制度变迁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充分流动会使地区差距趋于消失（蔡昉、王德文等，2001；蔡昉、王德文，2002）。该结论得到李国平、范红忠（2003）的实证支持。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向东部地区不断集中的同时，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造成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2000年以后的调研性文献（王奋宇、李路路等著，2001；白南生、宋宏远等著2002）表明，进入东部地区就业的劳动力虽然提高了人力资本，但是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经济发达地区，“回乡创业”只是极少数人的想法，没有成为现实；因此，流动劳动力不可能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点的主创者，劳动力流动也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另外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的计量分析显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至于劳动力流动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则有不同的看法。谷书堂、唐杰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钟笑寒（2006）则从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的技能角度证明，技能差异导致职业差异，职业差异扩大了工资差异，结果地区之间差距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
第二种观点侧重于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证明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而对劳动力流动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没有进行充分研究。本文试图从作用机制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如何扩大地区经济差距。我们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生了一个循环：中西部地区利用丰富的劳动交换东部地区的工业消费品，并且在循环中出现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渗漏”。这个循环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地区分工格局：东部地区逐渐成为高科技产业和消费品工业中心、人才聚集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工业消费品市场、人才输送地、资源产业分布地和环境承载地。因此，在没有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种分工必然导致地区差距扩大。
二、地区经济差距引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其区位优势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率先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地、对外贸易中心和制造业中心。
改革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使得东部地区以前积累的工业资本和城市化资本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使工业化和经济自生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的发展引起产业和生产要素开始向东部沿海城镇聚集。另外，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当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升时，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在当时的政策背景和交通通讯条件下，首先引发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从农村向工业化水平高的城镇流动。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流入地区集中于东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展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主要倾向于大城市周边地区；距离上海较近的江苏流入流出规模都较大，表现出东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剧烈状态。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汇集进一步提升了城镇的工业化水平和城镇的自生能力（袁志刚、范建勇，2003）。
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产业聚集和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进一步加速了其经济发展进程，扩大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由此形成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经济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以1980年与1992 年相比，三大地区的社会总产值比值从288 :195 :100 扩大到504 :200 :100；反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东中西之比，也从1983 年的144 :126 : 100 扩大到1995 年的200 : 131 : 100。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驱使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中西部地区向高收入的东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在1990年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出现了“民工潮”和“孔雀东南飞”现象。2000年人口普查分析结果与1990年相比，相同的是人口流入地区基本不变，不同的是原本为主要人口流出地区的浙江变成了主要人口流入地区，而人口流出地区变成了中西部地区。这说明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的跨区域流动成为1990年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
地区经济差距引发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并且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规模性和单一的方向性，所以它必然对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而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影响。
三、劳动力流动与“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
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诱发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尤其是工业消费品拥有量快速增加，而工业消费品绝大多数产自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最终转化为东部地区工业消费品的购买力。
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劳动收入，除“城市挣钱城市花”的部分外，大部分流到中西部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按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流动中的农村劳动力每年大约带(寄)回农村的货币为2000元，按全国8000万流动劳动力计算，每年返回农村的打工收入总数可以达到1600亿元（蔡昉，2001）。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四川省1000多万农民工外出进城打工，总共寄回或带回家乡的资金达100多亿元；湖南省260多万民工共赚回资金30多亿元，江西、河南的民工各赚回20多亿元（朱鸿召，2002）。这些流到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根据对四川、安徽两省的调
表1 中西部地区城镇家庭平均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衣着及耐用消费品支出[2]
查，外出就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的劳动力输出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明显（杜鹰、白南生等，1997）。因此，随着外出劳动力的增加，外出劳动收入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上升，从1992年的1786元增加到2004年的8307元，年均增幅达到14%（见表1）。
随着收入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支出迅速增加。从1992年到2004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7.8%以上，即可支配收入中的77.8%用于消费支出（见表1），这意味着，收入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亦即增加的劳动收入转变为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尽管由于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但是消费支出的绝对量逐年增加，从1992年到2004年，年均增长幅度达到13.4%。这不仅表明，收入中的绝大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而且也表明消费支出快速增长，预示着中西部地区蕴藏着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品市场。
在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性支出所占份额最大（在50%以上），但是它比较稳定；其次是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4%以上，并且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3%（见表1）。与对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的高比例和快速增长相对应，中西部地区家庭对衣着和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和拥有量迅速增加。表2显示，2004年与1996年相比，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均有大幅度增加（自行车拥有量下降），如摩托车从5辆增加到20多辆，移动电话从零部上升到100部左右。这说明，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开始转变，由以前的“老三件”升级为“新三件”以及高档耐用消费品。
中西部地区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扩大了东部地区工业品的市场容量，因为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不是中西部地区。图2显示，11种主要耐用消费品中，东部地区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摩托车和家用电冰箱的产量稍低，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56.84%、65.09%和72.27%；其次是家用洗衣机，占82.11%；其余7种产品，均占96%以上。还有其他的耐用消费品，如淋浴热水器、排油烟机、影碟机、摄像机和微波炉等，90%以上的产量由东部地区生产。由于消费类工业产品的生产集中于东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因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消费需求转变为对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需求。因此，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表明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的扩大。
由此可见，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物质能量循环（见图3）。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在工业消费品市场上，工业消费品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货款）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循环的实质是，中西部地区用丰富的劳动换取东部地区的工业消费品。
四、循环中的人才“渗漏”
在“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中，我们假定流动劳动力全部返回到中西部地区，但实际上存在着一部分被称作“人才”的劳动力“渗漏”到东部地区——中西部的人才流失。
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拥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和产业大军，而当地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因而中西部转移来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且过剩供给使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买方地位，掌控着选择劳动力的主动权。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城市里的非正规部门从“民工潮”中获得了劳动力“后备队伍”，并从中挑选出“优质”劳动力充入到各行业和部门。于是东部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廉价产品畅销于国内甚至国外市场，从而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和市场扩张。
伴随“民工潮”出现的“孔雀东南飞”表明流往东部地区的除简单劳动力外，还有大量人才，即熟练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创新型人才，以及高学历人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劳动力流动中的人才流动，文中将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界定为人才，未受过高中教育的界定为简单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从未上学的到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各占一定的比例。从2000年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看，有23.7%的是人才，而且69.5%的人才流入东部地区就业（见表3）。劳动力中人才的流动性更强、流动的成功率更高、在东部沿海地区定居更容易。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特征来看，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容易迁移，而迁移的成功率也更高(段成荣，2000；刘俊，2001)。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效果与其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相关；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其外出就业及收入正相关(周逸先、崔玉平，2001)。大量事实表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难度已经增大，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难以在东部地区就业和定居。
在长期的劳动力流动中，东部地区凭借经济优势“撇取”了中西部劳动力中的人才，使就业人员中人才比例越来越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上限制人才外流；而国家也鼓励和支持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人才外流的趋势仍然没有扭转。从1996—2004年间，东部地区就业人员中受高中以上教育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96年的3%扩大到2004年的9%以上（见表4）。这不仅表明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大量“渗漏”到东部地区，使就业人员中人才比例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推高了东部地区的人才占比；而且表明中西部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东部与中西部的人才占比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将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员作为高级人才，那么这种高级人才的流失更严重。表4显示，1996—2004年间，就业人员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员比例，中西部的比例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1996年的差距不到2%，2004年扩大到5%。这说明中西部地区高级人才的流失比一般人才的流失更严重。
劳动力流入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主要的是，伴随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出现人才“渗漏”，大量人才一去不复返。人才“渗漏”，使东部本来就丰富的人才获得了一个极大的增量，人才积累加厚；中西部地区本来稀薄的人才资源更加短缺，形成人才空洞化。人才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下，已经严重影响到城镇的发展，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均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张呈琮，2005）；并形成一种人才外流——经济不发达——人才更加外流——经济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
五、新的分工格局与地区经济差距
综合劳动力市场和工业品市场，我们发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见图3）。在劳动力市场上，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然后返回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提供劳动，并从东部地区获取劳动收入；伴随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渗漏”到东部地区，一去不复返。在工业品市场上，工业消费品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以货款的方式流向东部地区。
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循环的存在表明：（1）消费品工业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耐用消费品工业，并且产出量大、竞争力强；中西部地区消费品工业发展滞后、竞争力弱、种类缺失，出现消费品工业空洞化。（2）以消费品工业为核心的整个工业体系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以消费品工业为中心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按地区分组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公布的2003年的1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东部地区产量超过50%的工业品有75种，产量超过60%的有60种，产量超过70%的有40种，产量超过80%的有26种。而且产量占比例高的产品都是消费品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相反，中西部地区工业品种类不齐全，有些消费品产量为零，产出量超过50%的工业品只有25种，而且产出量高的产品主要是能源、资源和化工产品。（3）中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劳动力流动获得的劳动收入的增加转化为消费支出的增加，最终转化为工业产品购买力的增强。随着中西部地区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消费品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4）中西部地区不仅为东部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且大量人才流失到东部地区。进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人才主要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就业，2000年跨省流动的劳动力有60.7%的从事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19.7%的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见表5），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输送了劳动力和人才。
这个循环正在生成一个新的地区分工格局：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输送地和人才的培养地，以及工业产品市场；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品和高技术产品无力与东部地区竞争，所以主要发展能源、资源和化工产品，而这些产品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因此，可以说中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资源和环境供给地。东部地区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人才、市场、资源、环境发展消费品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逐渐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变成经济结构合理的经济中心。
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西部地区利用暂时丰富的劳动力、人才、资源、市场、环境换取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品，并没有建立起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力的工业，一旦资源和环境优势丧失，经济自生能力就会更弱，工业化更无从谈起。东部地区在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利用工业化优势促进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其经济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分工的结果是，中西部地区工业空洞化、人才空洞化，不是利用自身的工业发展吸纳剩余劳动力，而是通过向东部地区转移劳动力，这加剧了人才、资源、要素、市场和产业向东部地区的聚集，从而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和两个推论。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形成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这个循环的存在说明，中西部地区面临着人才空洞化和消费品工业的空洞化；东部地区人才积累日益加厚，工业集聚力日渐增强。这个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劳动力的流出地、人才输送地、能源和资源的供给地、环境的承载地和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这种地区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以劳动力流动为纽带的工业中心和工业外围，或者经济中心和经济外围。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熨平中心和外围的经济差距，反而使其扩大；这种扩大的经济差距反过来刺激生产要素和产业向中心聚集，于是中心和外围进一步向两极发展。因此，在没有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政策）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会使中心强势增长，外围弱势发展，外围对中心的依赖逐渐增强。
由上面的基本结论，我们推导出两个推论：
（1）剩余劳动力转移重要，但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更重要。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流动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东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转移方式是一种暂时性的劳动力转移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一旦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力便会大量回流；这种转移方式是东部地区用人单位降低劳动报酬和不改善工作条件的筹码；这种转移方式真正实现转移的是人才——人才“渗漏”，而这恰恰有损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也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方式。这是一种实现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永久性的方式。
（2）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比剩余劳动力转移更重要。从上面的推论知道，要实现剩余劳动力的根本性转移，必须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实现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是转移其剩余劳动力的前提。另外，中西部地区问题是发展滞后问题。其之所以发展滞后，是因为其工业发展滞后。当其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不仅可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且可以阻挡人才流失，甚至可以吸引东部的人才。所以，中西部地区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发展工业。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会引导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转移。
综合基本结论和推论可以发现：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造成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这种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而这种分工格局不仅扩大地区经济差距，而且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但是，发展中西部地区工业才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方略。那么，如何突破这个循环和分工格局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呢？我们的建议是：
（1）政府调节是突破循环和打破分工格局的外在力量。前面的分析假定没有政府调节，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造成一个循环和催生一个分工格局，从而扩大了地区差距。当然，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东部地区产业、生产要素的回流和经济辐射作用，也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况且当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集中在能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夕阳产业。因此，短期内要打破这种地区差距的均衡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调节是在市场配置要素的基础上，在制度上、投入上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政府的作为应集中在制度和产业政策的供给上。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但它们被东部地区的工业吸引，并向东部地区聚集。为何东部地区的工业没有被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生产要素所吸引，并向中西部地区聚集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资金流动比劳动力流动受阻碍更少，产业应该向中西部地区集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政府力量改变了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向。同样，政府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制度供给，仍然可以改变生产要素和产业的流动方向。
中央政府除了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之外，关键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来说，中央政府要不拘一格地鼓励外资和私营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引导它们在中西部地区发展新兴工业和信息产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传统工业日渐衰落，而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新兴工业和信息工业蓬勃发展，于是出现了的人口、财富和经济活动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约翰·奈斯比特，1984）。中国的地区差别与美国当时的情况极为相似，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工业发展缓慢，几乎是空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非常成熟。因此，在信息经济和高技术经济趋势日益明朗化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就是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容易调整、容易升级，有利于直接发展新兴的高技术工业和信息产业。但是，要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在资金、产业政策上的大力引导和推动。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和工业发展上的后发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在制度上保证投资者的权益，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东部资金和私人资金，引导它们投向信息产业和新兴工业，而不是鼓励它们投向传统的制造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工业，更不能承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直接实现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可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短期的不利冲击，追求短期政绩的地方政府一般拒绝实施这种长期战略。为了使地方政府从短期政绩和长期战略的矛盾中摆脱出来，中央政府应该进行以政绩考核制度为中心的配套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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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州、海南（1990年以后）；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1997年以后）、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数据来源于：由国家信息中心数据中心与新华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提供的《经济数据特供系统》，数据检索入口：http://data.xinhua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