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战后的奇迹性发展经历,早已成为日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尽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真正能够学习并实践日本做法的国家并不是很多。日本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做法，带有典型的亚洲文化特征，遗传密码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是大相径庭的，在基本理念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地处东亚的韩国，确能借鉴日本经验，获得快速发展，对于同处一个文化种群的中国来说，应该批判地分析其技术创新机制，汲取养料为我所用。
赶超VS.领先悖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
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任何国家必然处于两种发展状况之一,要么是领先者,要么是落后者；前者要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创新才能保持领先，后者多树以前者为标杆，不断追赶，试图改变自己的落后地位。由此，形成了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可以用美国和日本作为这两种状态的典型代表。自战后以来，日本已经发展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的产业大国和科技强国，创造了许多科技神话。但在技术领先方面仍居美国之后，目前也未能全面超越欧洲大陆。但日本的成就是惊人的，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日本超越美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由此引发了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中起什么作用的争论。
无疑，日美都是信奉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对政府在经济中应起的作用有根本分歧。日本政府在经济领域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对经济活动干涉的程度相当深。而美国政府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应该是自由的，除涉及国家安全之外，基本不予干涉。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崇尚独立自由和相互包容，而日本是一个民族意识特别浓厚的国家，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一直就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具有深厚的政府主导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传统。
不能将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日本政府的经济干涉政策，但其在技术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观察一下日本政府上世纪后半叶的一些重要举措：
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外汇管理制度引导企业大量引进先进技术。1950年政府颁布《外资法》规定引进技术必须有利于日本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得损害小企业，不得出现不公平的合同条款，不得妨碍国内技术发展；日本政府自50年代至今，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提供融资、补助金、加速设备折旧等服务，鼓励民间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日本于1956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厅以负责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年颁布了《振兴机械工业非常措施法》。1957年通过了《电子产业促进法》，根据这个法律，日本政府通产省有指导电子的研发特权，为生产者提供补助金和保证银行贷款，选择有开发前途的新产品，规定新产品的产量和价格目标，甚至建立联合企业，以及其他凡是有利于日本电子产业能够“赶上”美国所必须的工作。
七八十年代，日本政府鉴于本国资源匮乏和世界能源危机，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政策以及科技发展政策，主导产业结构由过去的“厚重长大”转变为“轻薄短小”，重点发展汽车产业、家电产业、半导体产业，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产业技术发展道路。
80年代后，日本政府出资建立了大批高技术园，对高新技术园中的开发企业给予减免税收、发放政府补贴、低息长期贷款的优惠政策。
9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法制化方式来加强对科技的管理与支持。1992年重新制定了《科学技术大纲》，1995年通产省制定了《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构想》，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1998年通过《大学技术转移法》，1999年提出《产业活力再生法》，2000年推出《产业技术力强化》法案，2000年还通过了《IT基本法》。
九十年代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以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科技厅1994年底发表的科技白皮书强调，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技术创新，利用创新性技术创建新的产业。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日本开始从“技术立国”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通产省也调整其长期计划，日本计划从1996年起，在5年里大幅度增加对科学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加强基础研究。为此，科技厅和通产省采取了多项措施，如重点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100所大学和实验室，建立横跨多部门和机构的高速信息网，强调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政府主导整合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着手整合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如《外资法》从国家层面上保护民族工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并非没有先例。但作为已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没有必要过度保护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且这样的政策对于创新有负作用，更多地是后进国家的对策。美国政府更有可能采取的是保护自己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日本政府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强势指导作用，源于其政治体制结构性差异，崇尚自由经济的政府，在机制上无法克隆这种做法，更何况在理念上具有根本的分歧，令美国政府不可能采取这类措施。
对于日美模式上的差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例如，Porter（1991）认为，日本政府主导科技与产业发展，所制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如美国（例如芯片与个人电脑），而没有享受政府政策支持的产业反而提高了竞争力。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产业没有发展它的结构、战略和运行技术，是分散的，投资不足，目光短浅，不利于获得商业成功。当欧美过多地注重创新性“研究”，而对应用性“开发”做得不够而形成失误时，日本人却与此相反，在研究与开发的商业化方面，作出了非常出色的成就。
从引进到创新-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科技成就，核心经验是在前50年采取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以消化吸收为基础的二次创新，而在之后逐步转向技术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日本自50年代开始就遵循“技术引进带动技术立国”的发展道路。日本的钢铁、机械、半导体、电视机、微电子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经过日本的改过技术输出国，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例如，日本引进瑞士石英电子手表技术后，迅速推出精美小巧的石英电子手表占领了世界手表市场。钢铁行业吸收了美国、法国等六个国家的先进炼钢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世界一流的炼钢技术，成为世界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据统计，日本自1951年至1984年签署了约4.2万个技术引进的协议。
后进国家通过引进技术而求得发展，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随着本国科技水平的提高，技术引进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大幅度增加。资料表明，1976年至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技术购买费用从18亿美元增加到180.5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15.33%；期间，新加坡从6000万美元增加到9.93亿美元，韩国从7000万美元增加到7.66亿美元，最近几年，韩国每年约40亿美元用于引进技术，巴西从2500万美元增加到3.11亿美元，墨西哥从3300万美元增加到2.89亿美元，中国台湾从3300万美元增加到2.08亿美元。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也耗资巨大，但能取得日本那样成就的国家却不多。
日本的诀窍不在于简单地引进，而在消化吸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根据日本工业技术院的调查，在60年代中期，日本机械行业研究费中有16.9%用于技术引进，68.1%用于对引进技术的革新，日本机械行业技术引进带动了近4倍的科技投入；电子行业研究费的24.4%用于技术引进，48.1%用于二次创新，技术引进带动了2倍的科技投入。从六十年代开始，20多年里，日本技术引进带动的研发投入之比一直在上升，最高达到每花1日元引进技术，带动14日元用于吸收消化和应用创新，而中国的比例正好相反，技术引进得不到充分消化吸收，更幌论进一步改造创新。
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日本人始终朝着科技创新的目标发展，通过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然后逐步形成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引进的方式也很有特色，只引进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为自己的进一步创新留有空间，很少像中国动辄引进全套设备。实际上，日本这样做培养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是一种主动地学习过程，而简单地套用只能使创新能力逐步退化，永远失去赶超的机会。
进入90年代后，日本虽然继续保持应用研究优势，但已经开始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特别是产业界开始对基础研究更加重视。直到21世纪初，日本创新能力已经逼近美国，美国限制了尖端技术输出，标志着日本真正转入到科技创新阶段。日本经过近50年的技术引进，现在才真正转入到科技创新阶段。从日本经验看，当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技术输出接近技术输入时，科技发展才真正转入到科技创新阶段。也说明，除非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尖端水平，否则技术引进不能减少，而是要逐年增加，这是培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最终源泉。有关数据表明，日本产业界科技开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已经超过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日本政府科技开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与法国接近，但低于美国、英国、德国；也说明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迅速地赶上美国等主要国家（赵英，2003）。
日本对世界的启示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本国企业的扶持，并没有造成本国产业丧失竞争力，而是在短时间内，通过集中资源对关键技术领域进行突破，快速赶超技术先进国家。
简单地否定政府在协调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自由市场经济思维的误区，政府应当在社会效益即技术溢出效应最明显的领域投资，而这些方面因带有公共性质而不适合单独的企业去做。
另外，政府可以从超越单独企业各自狭隘利益的高度，选择关键的技术领域，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形成合力，可以比单打独斗的公司更快地占据技术和市场制高点，从而使所有相关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受益。如日本在振兴汽车工业时，政府采购资金都投入到了日本汽车工业，在振兴电子工业时期，政府办公自动化建设和通信设备采购也极大地支持了刚刚起步的电子工业。日本政府准确而坚定不移地率领本国企业向技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挺进，在先进制造技术部门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各种引进西文技术并加以改良；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发展生产能力，获得生产经验，对国外市场，特别是对美国市场，他们发动协调性的进攻，以“赚取”市场份额，直至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市场。
批评美国在研究方面开支过多而不注重技术开发，并没有击中中问题的实质。造成政策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在对待市场经济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本选择的这种科技成长路径不能指望市场，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如果美国处于日本的位置，很难彻底地贯彻政府深度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日本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的产业政策，以及日本政府对市场和技术的准确“瞄准”，与美国的没有产业政策的政策和欧洲的普遍缺乏推动力和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毫不掩饰地使用国内保护主义和出口补贴，而美国僵硬地支持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以及平等竞争的理念，降低了采取类似措施的可能性。另外，美国公司的长期领先助长了其对海外新进展视而不见的“非我发明不可”的狂妄，因此，尽管美国发明了大部分的新技术，但其价值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国家在技术方面保持持续的成功。
当然，日本也并非无懈可击，日本一直以来主要进行应用研究和商业化开发，在长期的学习模仿外来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应用能力，应用研究不论是投入上、能力上，还是效果上，都超过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国际竞争的激烈化，日本政府必须重视本国的科技创新，不能陷入制度路径锁定，丧失从技术积累量变到技术创新质变飞跃的时机。
日本在技术方面赶超的成功，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美国一方面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一方面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美国直接帮助下，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众多加入国家之中进入门槛最低者之一。日本得到加入GATT的好处，又得到关闭了国内市场的好处，例如，日本在通讯领域，颁布了电气通信事业法、有线电气通信法、电波法、放送法、有线电视放送法限制外国人加入。日本1998年虽然承诺在电信行业取消外资比例限制，但外资比例仍被限制在20%以下，实际上外资还是难以大举进入日本电信行业。
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很难再得到类似的发展机会，但仍能从日本的做法中吸取好的经验。日本的成功至少提示我们，技术正在变成自然资源的替代物。财富主要来自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有赖于知识和信息，依赖于占有这些财富的人才。如在人才方面，在美国工作的日本研究人员的数量相当于在日本工作的美国研究人员的7至10倍；在美国的日本研究生人数相当于在日本的美国研究生的30倍。应该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机构，得到大量公开获得的信息，日本在这方面的开支相当于美国的3至5倍，它因此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费用。另外，引进外国人才也可以作为吸收国外技术的有效途径。
在亚洲具有集权政治历史的国家，政府有能力积聚单个企业，克服自由经济下，企业资源分散、资金短缺、眼光短浅、低水平内部竞争等劣势，发挥群体作战的优势，只要判断正确，就有能力集中资源重点突破。
